铖的前两次报复计划均未能得逞。如前所引杜登春所说“复社中失节者（即在北京降大顺者）贵阳阳加叹恨，阴为矜怜，悉欲置末减”，诚为当时实情。而“大悲”一案，阮大铖已捏造了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的名单，准备牵连东林—复社人士，最后还是由于弘光和“马辅士英亦不欲，故止诛大悲”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是以此两次均未能起大狱。

    至于第三次借左良玉起兵发难，盖此事不但涉及阮大铖，更危及到了弘光帝和整个弘光朝的安危，故阮大铖得以成功，但牵连的主要是“防乱公揭”中的一些为首人士，如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等，并没有大规模地血洗整个东林党，且此行动也很快因清军入侵、弘光被俘而告终，没有掀起真正的大风波。

    黄宗羲等东林—复社一脉的党人，于弘光朝之记载和评论上，多有此类不尽不实之举，他们出于门户之见、争权失败后之怨念以及个人恩怨等原因，采取制造假材料、散布谣言等手段，从各个方面对弘光帝本人以及马士英等人进行了一系列攻击，甚至在人死后还依然不放过，竭尽污蔑之能事，其行为和影响是相当恶劣的。

    东林党人之所以攻击弘光与马士英，并非因为什么马士英要翻“逆案”、制造“顺案”，也不为什么忠奸之争，所有的一切，全是由他们先前在“定策”事件中的全面失败而起。

    弘光帝登基以后任用参与“定策”的马士英、阮大铖以及四镇武将等人，使东林党人一方面对弘光心怀恐惧，担心弘光报复万历时期与东林的过节以及先前“拥潞”之事，一方面又对马士英等人由于“定策”一事平步青云而心怀嫉妒和不屑，可他们又不敢就此和弘光正面冲突，因为一来确实没任何理由可以针对弘光发难，二则他们自己心中也心虚得很，所以把怒火和妒火一股脑儿全都倾泻到了马士英头上，抓住起用阮大铖之事大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