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0）

    这位真正打算并且事实上已经实施翻“逆案”的人，就是被后世所敬仰的史阁部史可法大人。而且史可法试图翻“逆案”的时间和规模，都远比马士英起用阮大铖来得早，也来得大。

    在五月初弘光帝尚为监国还未登基时，史可法负责起草监国诏书，他以为当前“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广，未可仍执往时之例”，故特意将诏书内关于起用废臣一款中的“除封疆、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段删去，现在看来，这确实是具有一定政治远见的举措，不拘一格起用人才，相当符合当时要与北方清军和西北李自成进行对抗的需求和局面。然而等诏书发布时，他却赫然发现此段尚在。史可法因此说“后来不知何故，复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也”，不过他大约为了息事宁人，没有追究此事，也没直接说出是谁干的。然而，后来马士英却说他曾见史可法在疏奏中说，他当时已经将“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吕大器添入之”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

    这被史可法删除的一段文字到底是谁添进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可见史可法自弘光尚为监国时起，就准备起用“逆案”中人，而且要全面废除不得任用“逆案”中人的往例，因此如果说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就是为“逆案”翻案的话，那么史可法比之马士英更是远有过之而无不及。奇怪的是东林党人们对此视而不见，却孜孜于攻击马士英要翻“逆案”，此岂古云之指鹿为马哉？

    事实上马士英根本就没想过要全面废除这一往例，也压根儿没想过要翻“逆案”，他仅仅想报恩，起复阮大铖一人而已。马士英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都明确表示过这一点，在他的各种疏奏和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