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

    ——从定策风波及阮马公案看明季东林党人之失

    一、东林党人的舌头与骨头

    大明朝之亡，除了惯常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之外，还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亡于一个字，便是那个正人君子的“正”字。

    自明成祖作序颁布理学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开始“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到明中叶和明季，一群腐儒更是走火入魔，不断地推波助澜，几乎完全屏弃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内圣外王”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体用不分，纯以道德文章为唯一衡量标准，只重节操不重才干，造就了一大批只会与“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余则一窍不通的道德宪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状况江河日下。

    崇祯帝缢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这个“正”字。

    在明清之季的党争中，东林党人就一直孜孜于这个“正”字，并以为这是天下之本。

    话是没错。

    可惜的是，这“正”也得看怎么个“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东林一脉，就未必个个身上干净有骨气；而阉党中人、贪官污吏，却又未必一定无气节。这个“正”字如何用法，如何解法，实在很是耐人寻味。

    好比东林魁首钱谦益、黄宗羲，还有历来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乃至著名的南明死节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迹，就都有着极强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牵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谓“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他们虽然也很“正”，但他们那种“正”法和表现，却颇令人齿冷，甚至于叫人心寒不已。有关刘宗周和黄道周，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兹摘录于下：

    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为念台先生，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被视为学问渊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铜山的黄道周（号石斋）备受东林—复社人士的景仰。由于他的弟子黄宗羲等人对他推崇备至，流风所及，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刘、黄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国就有中兴之望。其实，刘宗周和黄道周都不是栋梁之材。他们“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就迂腐和褊狭而言，宗周更甚于道周。他毕生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完美。由于这种“完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显得矫情做作。刘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为了表现自己进退有“廉耻”，他连“君有命，不俟驾”的儒家信条也丢在脑后，从被任命为四品官太仆寺少卿起“必三四辞而后受事”。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使者穿梭于道，因循经年他才雍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