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文溪小学的同学姜绍谟。姜绍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参加北伐，之后曾经出任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部长，以及教育部司长等职。抗战开始后，才参加戴的军统局，在重庆局本部工作。当戴笠与他谈起上海工作遭到挫折，希望他能够去另建新的组织之时，他毫不犹豫，一口承诺。虽然他没有从事地下活动的经验，但他明白当时的处境，他能够把握住机会与原则。他到上海以后，除了书记陈祖康以及与戴笠联系的无线电台是军统局配属的以外，其它工作，完全不借用军统局的资源，他也不与军统局的有关人员来往，而是凭借他个人过去北大同学和党政工作的关系，逐步地开展工作。知道他身份的人，以为他是为了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而来上海的。他以此为烟幕，利用伪钱币司长梅哲之和伪文官长徐又琛的关系，从陈公博的办事处搜集外交政经情报。并且利用伪海军部长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的弟弟任西平的关系，秘密策动任援道反正。经过他努力，任援道亲笔上书蒋委员长，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决心拥护中央，并且表示等候**反攻，他一定率伪军反正，活捉汪精卫。对于日敌军部方面，姜绍谟找到了一位正在敌军特务机关走红的旅日华侨，搜集军事情报。这位“日本通”很有办法，居然能替姜绍谟弄到一张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的汽车牌号，使他能在“禁区”畅行无阻，而不被怀疑检查，这对他的秘密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由于日本通的关系，日军特务机关的某译电员，也被姜绍谟吸收为情报员。于是，很多重要的敌军军事情报，都落到姜绍谟的手中。有一次敌机决定飞往重庆轰炸设在罗家湾的军统局，姜绍谟得知情报后，预先急电通知军统局，使军统局机关有秩序的疏散。结果，敌机只炸坏几处空屋，没有伤到任何人。姜绍谟在上海的情报活动，非常成功。这说明了戴笠应变的方法，以及用人的眼力和时机，的确高人一等，有独到之处。姜绍谟由此提升少将，后来又担任军统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