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67）

    这时有个河内人张成，善说风角。风角是当时的一种占卜之术，通过观察四方四隅之风，以预测未来，占问吉凶。这个张成和宦官交往甚密，并且汉桓帝也常常请他进宫预卜，所以也是当时洛阳的大红人。他在大赦前夕教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因他教子杀人，就把他父子收捕了，还没有来得及判决，汉桓帝下令大赦天下了。而张成自己，还炫耀自己是通过风角的占卜早知要大赦这才教子杀人的，也许是他早从宦官处知道要大赦的消息，故作神奇。不过，大赦令一下，他父子确实是杀了人也可以逍遥法外了。李膺对此十分愤怒，硬是不顾赦令，将张成父子都杀了。

    宦官们本来就恨透了李膺，于是在背后唆使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相互联络，共为部党，诽谤朝廷，疑乱风俗。”前面两个太守刘顼、成谱不顾汉桓帝的大赦令杀了罪犯，又有那许多儒生出身的官吏上书为他们说话，汉桓帝大约本来已颇恼火，现在又加上一个李膺。而牢修的诬告，正好是把这一切现象联起来了，所以汉桓帝大为震怒，按照牢修列出来的名单，要求在京师和各地逮捕所谓“党人”，并且把名单布告天下，要州郡官吏“天下同忿”，一起查究所谓“党人”。当时皇帝的诏书需经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司）签署后下达，太尉陈蕃抵制诏书说：“这里所要抓的，都是海内人**誉的忧公忠国之臣。《春秋·左氏传》，祁奚对范宣子说，‘像叔向那样的贤者，应该赦宥其后代十世，以劝能者。’如今诏书中要抓正是这样一批贤者。岂能罪名不明确就这样随随便便逮捕？”不肯签署，这样诏书就无法下达。汉桓帝更加恼火，于是由宦官把李膺等所谓“党人”逮捕入黄门北寺狱。黄门，指宦官，汉代就是从汉桓帝起，宦官专权，所以专门建立了归宦官管理的黄门北寺狱。

    太尉陈蕃于是上疏谏劝，谏书说：“臣闻贤明之君，信任辅佐之臣；亡国之君，忌讳正直之辞。故汤、武虽圣，而兴于伊、吕；桀纣迷惑，亡在诛贤。由此言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同体相须，共成美恶者也。伏见前司隸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污，死心社稷，以忠得罪，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之焚书坑儒，有何异哉？昔武王克殷，表彰殷之忠臣；今陛下临政，首先诛杀忠贤。遇善何薄？待恶何优？夫谗人似实，巧言如簧，使听之者惑，视之者昏。吉和凶的效验，在于识别善恶；成与败的关键，在于明察言语。为人君者，总摄天地之政，掌握四海之纲，举动不可以违反先圣之法，进退不可以离开道理规距；倘有谬误之言出于人君之口，则乱及四方，何况杀戮无辜呢！臣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恋位惜生，坐观成败。如蒙采录臣言，则首足分裂，虽死无恨!”这封上书，相当尖锐激切。汉桓帝看了自然不满意，因为陈着曾经推荐过李膺，范滂又是陈蕃属吏，于是以陈蕃推荐人才不当的罪名，罢了他的官。

    汉桓帝查究党人的诏书下达到各州、郡，查究党人后，各郡国为了讨皇帝的好，都提出若干本郡党人的名单，加起来一共牵连了数百名著名儒生。惟有青州所属的平原相史弼，提不出一个“党人”名单。诏书几次查询青州，为什么平原国①①西汉称平原郡，东汉后有时分封为平原国，约相当于今山东省部分地区。没有党人？甚至笞责青州有关掾史。于是，青州刺史派从事到平原，住在传舍（招待所）中召史弼来责问他说：“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恻，青州六郡，五个郡都查出了党人，附近郡县也查出了党人，凭什么道理平原独无？”史弼说：“各地水土不一，风俗不同。其他郡自有党人，平原国自无党人，怎么能比呢？如果要我讨好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违法乱纪，则平原之人，家家都可以陷为党人。我有死而已，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从事大怒，立即将史弼的僚属收处狱中，同时上书劾奏史弼。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党人”案株连之广，及其对州郡造成的压力之大。

    “党人”事从延熹九年一直折腾到永康元年，折腾了一年多。后来，颖川儒生贾彪到洛阳，说汉桓帝窦皇后之父城门校尉窦武及尚书霍谞等人，上书为“党人”辩冤。窦武是东汉初年名臣窦融的玄孙，没有做官以前早已是著名的儒生。窦武的上书，同样是十分尖锐，其中不仅为李膺等“党人”辨解，认为“党人”下狱事，使“天下寒心，海内失望”，而且说：“伏寻历史上西京（西汉京城西安，称西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