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36）

    霍去病于元狩六年死。汉武帝下令，在自己将来的陵墓茂陵之旁，为霍去病筑冢，冢的样子形似于原匈奴祁连山，以表彰其军功。其后的元封五年，卫青亦死。

    自卫青、霍去病等一批名将多次出击匈奴后，匈奴已大伤元气，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中已不能为边境之患了。

    （取材自《史记·孝武本纪》、《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76．主父偃谏伐匈奴

    元光年间，齐人主父偃，上书汉武帝，谏伐匈奴。主父偃的上书一开头就引了《司马法》的话：“国虽大，好战必亡。”继而说，秦代派蒙恬率重兵打匈奴打了十多年，造成百姓困穷、天下叛乱的后果，又谈到汉高祖同匈奴打仗失败后，派刘敬和亲的历史，然后说：

    “兵法上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看看近代秦朝的教训，这是臣所十分担心、百姓所十分疾苦的事。况且兵久以后容易生变，事情太苦人们就想改变环境。如果边境之民过于疲敝愁苦，将吏担心自己的命运就会另找出路，秦末大将尉佗自立为王，章邯投降项羽，都是兵久生变的例子。这两员手握重兵的大将一旦生变，秦国的政令也就贯彻不下去了。所以《周书》说：‘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出令”、“所任”相当子我们今人说的：出主意，用于部。）愿陛下深思熟虑!”

    和主父偃同时上书的，一个是徐乐，提出了“土崩”和“瓦解”的形势分析。认为，局部地区造反，大部分地区，百姓安定，叫做瓦解，即瓦上只破了一块，其他部分仍然坚固。这种情况并不可怕。但是，如果百姓生活全面的不安定，像秦末那样，“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只要一个地区带头造反，那就会全面崩溃，这就叫做土崩。这才是最可怕的局面。徐乐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土崩的迹象，值得皇帝认真注意。这里说明一下，今人所用的“土崩瓦解”这句成语，已经不完全是徐乐的原意，而是将“瓦解”的意思统一到土崩当中去了。这是成语使用过程中发生了转义，顺便说一说。另一个是严安，上书认为秦代使蒙恬北攻强胡，使尉佗将卒戍越，军费大而百姓负担过重，结果垮台，这就是“穷兵”之祸。严安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穷兵”的苗头，值得注意。“穷兵”二字，后来和“黩武”相连，亦衍为成语。汉武帝对待主父偃等人的上书，和对待东方朔上书谏上林苑的态度，完全一样。马上召见三人说：“公等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立即拜三人为郎中，这就是“相见恨晚”一语的出处。至于打匈奴的兵照样出击不误。

    不过，主父偃比严安、徐乐的设想还要周到一些。元朔二年，他还建议，朔方原有蒙恬所筑城，这个地方土质肥饶，外有黄河险阻，如果在朔方重新筑城，从内地移民形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作为防备匈奴的前沿阵地，这样就扩大了中原的领土范围，又省下了从内地运粮食到前线的费用。汉武帝把主父偃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群臣大都反对，丞相公孙弘说：“秦代曾发三十万人筑北河（当时黄河分为两支，北支约相当于今之乌加河，为其时黄河正流，称北河，朔方郡虽在黄河之南，但整个地区常通称北河），终于没有成功，反而把国家弄得疲敝不堪，后来还是把这块地方放弃了。”于是汉武帝使中大夫朱买臣，和公孙弘辩论，朱买臣讲了筑朔方城的十个好处，公孙弘辩论不过，于是说：“我是山东鄙野之人，不知道筑朔方城有那么许多好处，既然如此，从国力出发，请将筑通西南夷方向道路、发兵攻打西南夷的事情停下来，集中力量建朔方城。”汉武帝同意了。于是在元朔二年夏，正式建朔方城，从内地召募民众十万人去朔方定居。朔方城就在黄河正流北河南岸，城旁有桥，通向北河北岸。主父偃的这个建议是有创造性的。此后，一些有见识的政治家常常活用这一经验，把保卫边境地区和建设边境地区、把增强边境地区的实力和疏散内地密集人口结合起来。这项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有参考价值。这比单纯地提出谏伐匈奴，又前进了一步。

    不过，这里我们须注意到，不管是主父偃等三人的上书，还是丞相公孙弘反对筑朔方城以及反对不了又提出罢西南夷的用兵，他们都有个共同的担心，担心军费过大、百姓负担太重引起动乱，说明这已是当时的一个十分现实和迫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