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狂的状态。崔浩倒霉，正撞上有人告他修国史“暴扬国恶”，一怒之下，太武帝便率意作出如此残暴、令人发指之举。

    从某种意义上说，崔浩是最后一位敢于直书国史的人物。从那以后，后来的史臣们出于种种考虑，都是本着“为尊者讳”的态度撰写史书，无一敢直书帝王其人其事。

    对于崔浩，历史学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此位北魏朝中的汉族大臣一直处心积虑地心存华夏，密图光复：

    其一，神瑞二年（415年），明元帝想迁都于邺城，崔浩力阻，可能是不想让北朝蛮族入居中华旧地，贻害当地汉民。

    其二，刘裕伐后秦，明元帝想出兵，崔浩竭力劝止，也是出于偏袒汉族军队的“私心”。

    其三，明元帝立储君，崔浩力主立拓跋焘，正因为其生母是汉人，希望这个“汉种”日后为君对汉人有利。殊不料，此人长大后完全百分之百的鲜卑脾性，且残暴好杀。

    其四，明元帝和太武帝北伐夷狄蛮族，崔浩无不全力支持，一旦有南征之意，崔浩总是反对，“实为中国计也”。

    其五，拓跋焘攻赫连夏国，连天风雨，士卒饥渴，崔浩力劝猛攻，实际上是希望魏国大败，但是拓跋焘神武，总能反败为胜。

    其六，拓跋焘准备攻伐北凉沮渠氏，崔浩引用汉书的内容说明当地一直水草茂盛，但是自汉以后，多少年过去，水道不可能不改，兼之路途遥远，耗费巨大，胜败不定，可能崔浩原意也是希望北魏兵败。

    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中国这部历史经典，不管从哪个角度品赏，都可以找出其经验之谈。在封建社会，皇位是世袭的，但由于培养和造就不够，经常发生皇子相残的事，从而祸及社会。拓跋嗣较之历代帝王的高明之处，主要表现在他不恋栈手中权力，而是从长远的事业考虑，及早交权，及早培养；其次是认定太子的素质，如果选定的培养对象是个昏聩之辈，朽木不可雕，情况就大不一样！

    当然，选准辅佐太子的对象也非常重要，如果选择平庸、奸佞之人，可能国将不国，甚至亡国；如果辅佐太子的人过于强悍，则有可能导致二代“总经理”与第三代“董事长”之间发生不该发生的故事，导致乱国！拓跋嗣在给儿子选择“总经理”这件事上还是看走了眼的，所以，才导致了“一块石碑引发的血案”。前车之覆，后车应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