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对于在“打天下”过程中所积累下的东西，无论是否合乎“治天下”，都是一概照单全收、照方全录，于是乎，“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现代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路径依赖”就此形成，而且凭借路径依赖者自身所掌握的各类资源，特别是各类国家机器而日益“自我强化”。

    自序

    有意思的是，“受命于天，人莫予毒”的心理，不仅使得这些创业者们在治国理政时特别自信，而且对于自己**生命的长生不老也超乎常人想象地自信——前些时候，中国一部电视剧中的主题歌以康熙皇帝的口吻说他“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有许多评论家对此颇不以为然，以为是电视剧主创人员瞎编乱造，这实在有点冤枉了这些手无缚鸡之力，只能靠一点稿费度日的文化人。在笔者看来，“再活五百年”都有些保守，哪个帝王不想长生不老？要不然你把“万岁”换成“百岁”或“几十岁”试试，看他们会不会龙颜大怒，把你“即刻推出午门问斩”——假如你有幸生活在古代的话！正是因为“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乃至长生不老，才会有秦代的徐福率五百童男童女东渡，才会有明朝的严嵩父子因善于与神仙沟通（撰写所谓的“青词”）而得宠。

    正是因为对于自己的**生命过于自信或过于自爱，那些创业者们往往都很难在神志清醒的有生之年自动自愿地把权力交到可能的“建设者”手里，哪怕这个建设者是他的亲生儿子——遍观中国历史，在生前神志清醒的情况下，出于自愿将皇帝的权杖交到接班人手里的帝王们几乎为零。至于形形色色的“太上皇”们，初看起来似乎是在神志清醒的有生之年把皇位传给后代，但细细想来，他们往往都是出于不得已而交班。唐高祖、唐玄宗可谓其中的代表。而那些自愿交班的太上皇们则往往是“形交而实不交”，自己虽不“垂帘”，但却屡屡“干政”，宋高宗、清高宗乃是他们中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