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到联邦政府手中。州的权力被一分为二。州政府作为地方主体享有一定的权力；但是，另外一部分权力则为联邦政府的代表或派出机构享有。这种做法颇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削藩”，建立起了一个垂直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保证了美国的统一。在这种体制下，州在事实上不是完全独立的主体。这种二重安排同中国历史上元明以后的大一统安排有相似之处（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从这个体制的事实上看，美国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这很好理解：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完全自治的联邦体制，是不适合美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弄不好就会出现国家分裂。

    我们抛开具体的政治体制不谈。对任何一个大国而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非常重要，必须从有利于国家统一的角度考虑。一个国家中央和地方应当是一张网，而不应当是一堆垒起来的土豆。

    俄罗斯近年也采取了许多强化联邦权威的措施。

    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强化了地方的利益主体。与此同时，中央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反而被削弱。比如在改革前，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各部委都有自己的企业或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地，相当于一个涵盖全国各地的垂直网络。在那种情况下，中央很容易做到令行禁止。现在怎么样呢？原有的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中央纵向体系基本拆散了，新的纵向体系有没有建立起来？

    中国应不应当建立新的集中的纵向体系？中央不应只是制定政策和法律，而且应当在全国各地有执行力。中央机构不应当局限于北京，中央网络应当遍布全国。比如可以考虑让中央的执法、纪检、信访、经济等机构遍布全国，它们依法享有广泛的授权，能有效地执法。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双重的法制体系，彼此制约，不仅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也有利于捍卫法律的尊严，有利于吏治的清廉，有利于打击经济犯罪，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举例说吧，如果中央的信访办公室在全国所有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都设有办公室，而且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进行调查的权力及资源的话，老百姓也不必动不动就跑到北京“告御状”，处理这些问题也不必国务院总理出面了。

    现在中国的某些决策其实相当分散，国内市场也比较片状化。由于多种原因，地方对宏观经济政策有相当大的选择性，对人、财、物在区域间的流动设置了许多壁垒。以户籍制为例。改革前，其实就两类户口——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那个时候无论你在哪个城市找到工作，都能将户口迁移到那个城市。现在可不一样了，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户口。中国其实有了几百个不同的户口。不要小看这件事。地方户口有时候相当于“国籍”，甚至比欧元区的“国籍”还厉害。没有户口你就不能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不能参与当地的社会管理。这不仅影响人、财、物的流动，而且加剧了地方利益和潜在的离心倾向，不利于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