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的布条，塞进了一条鱼的肚子里。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那几双粗粝的手，将一种独特的周期现象塞进了中国历史。中国的中下层人民启动了他们推动历史的独特方式。从那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公平，到不公平，到极端不公平，到下层人民无路可走，最后推翻重来这么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而每一个朝代在结束前夕，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财富高度集中，几乎都出现了畸形的“精英繁荣”，尤其是出现了土地高度集中。现在有些人认为土地集中就是社会化，而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朝代末期，土地“社会化”的程度都非常高。我常常想，这个由不公正推动的，通过下层人民迫不得已而联合起来实现的周期律，是不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之一？是不是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历史传统之一？中国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时，又是否能离得开这个国情？

    那些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这似乎是每个朝代的必修课。那些没有做好这门必修课的朝代往往都成了短命的朝代。这样的例子有好几个，著名的大约有晋，离我们近的是民国。我们就看看民国吧。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是什么样子呢？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民国几乎完整地继承下来。除了清变成了民国，一切因循。当然，这也不能怪民国。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述的一样，辛亥革命本来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清朝末年就已出现的贫富悬殊、土地集中等社会结构问题被原样照收。所以，如果把民国放在中国历史的周期中来观察，你会发现，民国没有完成中国历史周期上每一个长寿朝代开始时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