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官府的了。现在的人很少知道，初唐时政府曾实行过严格的“夜禁”制度，小区的“坊门”日暮而闭，凌晨五更才开启。晚上任何人出来活动，都是“犯夜”，抓住了要挨20下鞭子。

    可是经济一发达，老百姓对过夜生活就禁不住了，扬州和汴州都出现了热热闹闹的夜市，可谓“昼夜喧呼，灯火不灭”。

    唐代的经济繁荣，不仅从发达城市向边缘地区辐射，同时也向周边国家辐射，跟咱们现在的情况很相似。当时从中原到高丽、西域、南海、天竺（古印度）等地，共有七条贸易通道，与远在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也有贸易往来。

    水上交通运输也极为壮观。《旧唐书》记载：“三江五湖，千帆万船，都是商人在奔走。”因为造船业发达，到后来，主要外贸通道也渐渐从西北陆路转移到了东南沿海。

    这种经济上空前繁盛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唐朝从贞观之治起有了百多年的太平日子。

    日子一太平，农民能安心种田，创造出了世界一流水平的育秧和水利技术，老天爷只要稍微照顾一下，就是一派“稻米流脂粟米白”的丰收景象了。

    农业的发达，为商业繁荣提供了根本性的基础。有人在创造财富，有人在使财富流动、繁殖，这就是和谐。

    所以古人往往是说“太平盛世”，不太平，哪有盛世？

    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我研究历史的一个发现：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商人的活动大多有一种本能的戒备，经常进行过分的限制。原因何在？专家们也没给出过清晰的答案。

    我认为原因有叮一是商朝被周朝灭掉后，很多商朝遗民做起了生意，牵着牛车走四方。据说，中国古代做买卖的人之所以被称为“商人”，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最早是由殷商遗民组成的。周朝统治者对他们怀有本能的警惕，这种怀疑心后来就变成了思维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