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第二十七（14）

    新京报：为什么每一段话都没有注明出处？

    余世存：我觉得给出处没有意义。《世说新语》也没有注明出处。如果都注解出处的话，那它就不是大众的东西了，而是小圈子内精英的创造过程。

    新京报：可是注解有助于给大众索引。

    余世存：其实对现代人来说，重新回到历史很方便。我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回到了人性本身，而现存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史都是宏大叙事，回避了人心。我希望未来的人也是以人性来写历史，而不要搞微小叙事，或者大历史。

    新京报：它们之间互不排斥吧？

    余世存：知识界还是需要大历史的。但中国人可能更需要房龙写的那种娓娓道来的史书。

    新京报：在你的概念中，什么是“史书意义上的好书”？

    余世存：应该是建立共同体的最低限度的共识，让每个读者建立认同，就是好的史书。钱穆说过，我们对本国历史应该有温情和善意。

    新京报：书封上写的是“余世存编”，仿佛它是客观的整理，但显然小到每一段的阐释，大到章节架构都是非常主观的。

    余世存：它不是客观的，它的内核是我的“类人孩”观念。

    新京报：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一句话：“高尔泰说：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惟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起先我以为这是对崔健一种拔高到无限的赞美，后来，看到它所属的章节是“神伤”，才回过味来。

    余世存：是的，其实它是一种极度伤心的愤激之词，但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崔健的赞美。

    新京报：书的并列章节之间应是相互关联而不兼容的概念，本书章节是否存在概念互混和分类不清晰的问题。

    余世存：分类是难受的事。我立了32个条目，或许有人会质疑某段应该放在其他章节，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新京报：作为一本书而言，一般都是有主题的，这本书有主题吗？

    余世存：主题是历史人物怎么捍卫和失去他的人生权利。

    慷慨之音少哀怨之情长

    新京报：这本书里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

    余世存：我对这本书的不太满意之处是它没有给出编排理由，还有点粗糙，语言不够精练，所以我说它是有待完成的文本，还需要磨合。

    新京报：你是说你会接受读者的意见来修改这本书？

    余世存：我特别需要读者给我建议，我希望把每一段改得更精练，像匕首一样，刀刀见血。原本我是想花小10年的时间来写一本理论专著，但后来既然决定用历史碎片式推出来，那我个人再多花时间，能力毕竟有限，还不如早点创作出来，与读者互动。

    新京报：迄今为止得到了什么反馈？

    余世存：有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