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论第七（1）

    蒋廷黻说，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

    方宗诚说：“自道光以来，公卿不下士久矣。近唯曾相国及润芝宫保开此风气耳。”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国藩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闸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缪凤林说，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从1867年正月郭嵩焘被迫赋闲，回乡一待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静地思虑世界，研究洋务。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不无得意地说：在当前懂得洋务的“同志诸君”中，“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桢）能尽其实。”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鸿章说王韬：“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说王韬：“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

    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访欧，德国人款待最优异。威兼二世称誉李为东方俾斯麦以取悦之，以为中国以东亚大国而见挫于日本，必复兴军备，力洗雪耻，一切所需，德国可乘机供应，故与李加意联络，以专其利。结果大失所望。梁启超亦以为李断不能与俾斯麦相比：“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