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更甚的是，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在平定了青海之乱后，年羹尧在雍正面前的行为举止失仪达到了顶峰，雍正与他说话，他竟“无人臣礼”，雍正毕竟已经当上了帝王不再是那个雍亲王，他的这一行为会让雍正多么不快可想而知。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亲信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次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而雍正在身为皇子的时候就十分讨厌阿哥们勾结党羽，年羹尧的这一行为无疑是撞到了雍正的枪口上，在皇帝眼中看来凡是结党营私的人多有夺权反叛之心，雍正又怎会不除之而后快呢？

    第三，聚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又怎会轻易放过他呢？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年羹尧成败之速，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也就使得人们对他的死因存在种种猜测，到现在仍是真假难辨，因此后世的史学家们才将年羹尧之死列为了“雍正八案”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