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白玫瑰与红玫瑰（3）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