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早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
名 称：《永乐大典》
创作年代：1403—1408年
类 别：百科全书，是以辞典形式编排的大型工具书。它搜集、整理人类积累
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科专门术语、重要名词（人名、物名、地名、
事作名称等），分列条目，加以详细的叙述和说明，百科全书不论在内
容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超过其他类型的参考工具书。一部好的百科全书
有较权威的学术地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科的最新动态及
科研成果。
流失时间：1860－1900年
收 藏 地：大英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伦敦
大学东方语言学校等地。
流失原因：鸦片战争时期被英法联军抢夺，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被焚毁，所剩部
分遭到各国列强的瓜分。
编纂过程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借“靖难”之名，赶走建文帝，夺取政权，年号“永乐”。为了消除朝野的不平之议，炫耀文治，效仿盛世修书的前朝旧例，准备修纂一部大型百科类书。明成祖朱棣召见翰林学士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要求收揽天下古今各类书籍编纂成册。经解缙等147人一年多的努力，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上呈，朱棣命名《文献大成》。
朱棣翻检后，认为还没有把所看到的书都写进去，记载也显得简略，很不满意。于永乐三年（1405）命七十岁高龄的太子少师姚广孝等人重新修纂，并召集满朝文士、四方宿学鸿儒、僧道名医和擅书能画的人才共三千余人，分任编辑、校订、审核、抄录、绘图等诸项工作，在南京文渊阁开馆修书。历时三年，于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编写完成。
编纂完成后，明成祖龙颜大悦，将这部亘古未有的皇室巨著赐名为《永乐大典》，并撰写序文，称赞此书为“总历代之典”。随后，他又从全国征集一大批善书之人，开始清抄纂录，于1408年冬，全书大功告成。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作为皇家藏书，秘不示人，长期贮藏于宫城内的文楼（即文昭阁）。此后，《永乐大典》深锁禁宫百余年，少人问津。
据《明实录》载，直到弘治时期（1505年—1522年），明孝宗朱樘才有查阅的记录，他曾命人将书中所搜辑的药物、禁方抄出给御医药房，而且亲自书写书中的一些金匮秘方赐给太医院应用。明世宗嘉靖皇帝继承皇位后，为在大礼义中取胜，曾多次翻阅古礼义之书，以作为自己“继统”的依据。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颇为喜爱，他常把它放在案头，随时浏览。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皇宫发生大火，午门、奉天门及三殿火势连绵，文楼离三殿比较近，情势危急。对《永乐大典》钟爱颇深的嘉靖皇帝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令左右登上文楼督促抢救，焦急失态，足见《永乐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幸亏抢运及时，《永乐大典》逃过这场浩劫。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嘉靖面谕大学士徐阶，命高拱、张居正等人着手重录工作。为此，国子监特招收儒生109人专司重录工作。此次重录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誊写人员每天早入晚出，登记领取《永乐大典》，每册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等衔名，严禁私自带出雇人抄写。每天三页，不得挖补涂改。
历时六年，至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副本抄录完毕。重录的《永乐大典》称为嘉靖副本，它的格式、装帧与原本一般无二，令人叹为观止。《永乐大典》重录之后，有关站归贮的记载寥寥无几，从此站失去所在，踪影全无，以至引起后人对此做出了种种猜测，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
曲折经历
康熙年间的一天，徐乾学、高士奇等官员推开了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大门。这是一座古老的皇家档案馆，始建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整个建筑用石头雕砌而成，防火防潮，能很好的保存各种皇家档案。让人意外的是，《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安静地躺在这些皇家档案中，这是自明朝之后《永乐大典》首次重现于世。但是此时的《永乐大典》已经残缺不全了，更令人痛心的是，这部无与伦比的世界瑰宝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而起伏变化，饱经劫难与摧残。
清朝雍正年间，《永乐大典》移放到**以南的翰林院敬一亭。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修篡《四库全书》时，准备从《永乐大典》中借用一部分，清查发现《永乐大典》已缺失2422卷，1000余册。乾隆皇帝怀疑康熙年间修书时，总裁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私自携带回家，便下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圈到两家查访。遗憾的是经过多方查找，一本也没有找到。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曾经发生一起《永乐大典》失而复得的案迹《四库全书》修撰官黄寿龄私自携带6册《永乐大典》回家阅览，途中腹泻下车，包裹被小偷窃走。乾隆听说后非常愤怒，下令严缉盗贼。因为追查急迫，盗贼无法脱手，一个月后又把6册《永乐大典》放在御河桥边。黄寿龄自然也就受到了处分，被罚了三年的俸禄。
《四库全书》修篡完毕之后，清政府对《永乐大典》的保管也大大不如以前。嘉庆、道光年间修《全唐文》和《大清统一志》时，被翰林院官员又偷盗出100余册。道光以后，《永乐大典》被束之高阁，蛛网尘封，无人问津，更引发一些翰林院官员偷盗之心，这一时间的丢失速度惊人。
《永乐大典》是其他书本的两倍大小，偷起来不是很容易。据清人缪荃孙记载：翰林院的一些官员偷书伎俩极为巧妙，他们一般选择在冬天进行偷窃。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身携带一件棉袍，把它叠成形状如两本《永乐大典》大小的样子装在包袱里。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他们将《永乐大典》放在包袱里，却把原本在包袱里的棉袍穿在身上，看守人员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晚上带包袱而去，也就不起疑心了。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破坏和抢劫，英军把抢掠的《永乐大典》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吏偷盗《永乐大典》，以1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售给各领事馆的洋人，此时丢失的《永乐大典》不计其数。光绪元年（1875年）清理翰林院藏书时，发现《永乐大典》仅存5000余册。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仅剩下800余册。有史料记载，光绪年间一位翰林侍读文廷式，一人就盗走100多本《永乐大典》。文廷式死后，这些书又被其后人出售，卖给洋人或者古董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成为战场，藏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也难逃劫难，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有的被侵略者用来垫马槽，有的被放火一烧了之。幸存的一部分有的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有的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翻捡拾走。毗邻翰林院的英国使馆中有个叫翟理斯的官员，在余烬未熄的翰林院里寻觅，拾得一些残本，他特意把其中卷13345这一册作为战利品收藏（如今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
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副本损失殆尽，流失海外的残书，经数十年反复搜寻，目前，全部加起来也仅有300多册、约800余卷，也就是不到原书的4%，其他的96％不知下落。《永乐大典》惨遭浩劫，令人心痛。清朝末年的改良派诗人、著名外交官黄遵宪出使英法时，友人赠诗中就有“愿君勤搜访，寄我采遗目”的句子，对他到域外搜求《永乐大典》回国寄以厚望。
重聚过程
宣统元年（1909年）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时，《永乐大典》从乾隆年间的万余册流失到只剩下64册。这一部分被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清末大臣陆润痒运回府中。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涌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涌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送归教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涌当即派员前往陆润痒处，将64册《永乐大典》运至教涌。除4册置于教涌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永乐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他遗散的《永乐大典》。中国著名学者叶恭绰在1920年曾从伦敦古玩肆中发现并购回了一卷散失在外的《永乐大典》。经过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已达93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多灾多难，《永乐大典》也随着国家的命运颠沛流离，饱受战争之苦。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宝便已牵动众人心。国难在即，政府下令将故宫第一批精品文物移送到南京。1933年5月，教涌电令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改名伪京图书馆）选送一部分古籍南迁，以防不测。接到电传后，北平图书馆立即将3000册（其中有经过精选的60册《永乐大典》）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
上海沦陷以后，为了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当时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1941年的上海海关已经被日军封锁，所有进出物品都要经过日军的检查和许可。国人要想将物品安全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