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产业化”是贫穷世袭化的罪魁祸首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曾就成员国的卫生筹资和公平分配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排名，中国在全体191个国家中名列188，是实实在在的倒数第四。这一结果让国人好不汗颜，却也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在2003年9月考察完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表示，“中国政府在公共教育经费方面的支出，排在全世界最后几名，尤其在贫困的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往往为了支付基础教育费用而欠下债务，某些农村地区的情况更是令人震惊。”

    这些话将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得太少、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两大缺点揭露无疑。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还只是教育不公的一个方面，在这个大力提倡民主公平、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的今天，不公平却贯穿了教育的各个环节。

    如今人们喜欢举着“和国际接轨”的大旗，似乎只要将面子做得和发达国家一样，就能像发达国家一样繁荣。一些人开始拿美国大学的民办形式说事，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达作论据，包装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教育“产业化”。

    自从1999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后，“教育产业化”就开始在全国各大高校全面推行。然而7年过去了，那些曾经致力推行教育“产业化”的人，却始终没有对“产业化”做出过任何明确的解释。可是只要推敲下各个学校自抬身价、自作主张地采取高收费措施的一系列行动，就不难发现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的人越来越多。教育产业化的本质不言而喻，无非就是花钱买教育。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好比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任看任选，只要肯花钱就不愁上不了名牌大学。

    当然教育产业化不只针对大学而谈，也并非被小心翼翼地限制在非义务阶段的高等教育中。它的扩散能力之强，让人瞠目结舌，不得不佩服起中国人举一反三的能力。尚有“义务”二字保护的小学和初中也没能幸免不受教育产业化的影响，都想方设法地要将产业化进行到底，至于教育社会效益的实现，早已被抛至九霄云外。

    几年过去了，众多家庭终于领悟了“教育产业化”的深意，即利用公共教育事业赚钱，在国家财政收入连年增加、国库充盈的情况下，将教育费用最大可能地转移到国民的头上。公共教育资源成为某些“富有远见”之人最佳的发财之道，也许在若干年之后这些做法也会被作为中国特色之一记录到历史课本之中。教育产业化以涨价作为标志的思维特征，具有明显的“中国制造”意味。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把一切都推向市场的非理性化情绪。这种情绪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利益，其中公民的受教育权首当其冲饱受蹂躏。教育涨价使无数人丧失了求学的机会，而“教育产业化”就是这个非理性狂热情绪的延续和恶化，是这种狂热情绪与向民众转嫁负担的不负责任政策的结合体。

    教育产业化的实施必然会导致更多的贫困家庭子女失去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和希望。但是让凡夫俗子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又似乎太不现实，教育产业化的推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坚决，甚至没来得及思考社会大众的利益。更值得人回味的是，其对个人权利的淡漠偏巧和教育目的和功能在认定上重政治和社会功利性而漠视个人利益的中国特色传统一脉相承。

    漠视个人利益而将一切推向市场的弊病在“教育产业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奇怪的是为教育产业化鼓吹者援引的，身为教育产业化榜样的美国却从没出现这样的现象。人人都知道，美国人最看重个人利益，决不会允许漠视个人利益的教育诞生。

    美国的市场化程度虽高，可美国人也知道市场原则绝非万能，它的实施必须以保障个人权利和私人领域不受侵犯为前提。其实只有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基点，一个国家公众的受教育权才能抵挡住市场的冲击，正如阿瑟·奥肯所说，个人权利是制衡市场的一部分力量。

    既然一再强调教育产业化使得美国大学欣欣向荣，那么，就去看看美国的高等教育是怎样遵循着产业化的原则。为什么同是实施教育“产业化”，美国和中国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难道真应了“橘逾淮为枳”的寓言？如果真要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就不妨到美国的高等教育中看看到底有没有“教育产业化”的说法，看看美国人是怎样理解教育产业化的。

    长久以来，美国的高等教育都对社会的需求、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着毫无怨言的服务。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经济疲软、生产力萎缩的萧条局面。于是，那些著名的大学都主动承担起复兴经济的重任，积极探索如何将美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科技力量转化为经济财富的办法。他们从实验室中走出，将多年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社会生产上。经济萧条的非常时期让美国大学和社会企业的联系愈发紧密，他们纷纷建立起“产业联系”互惠互利，也为美国经济增添了活力。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大学成为国家智力资源的源泉，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更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了了不起的贡献。

    另外，由投资回报率上看，投资在大学研究工作的社会回报率高达50%—60%，是其他类型投资的四倍。有评论指出，“这是纳税人为美国经济的将来所做的最佳投资”。面对如此丰厚的回报，站在国民经济的角度考虑，将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美国人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眼前的高额利益所动，他们认为“产业模式远不能体现高等教育的广泛目标”。

    美国大学每每在做出新尝试之前，总要仔细考量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不会改变大学作为保存文化遗产和传播普遍价值的公共机构性质，会不会动摇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场所”的这一精神内核。

    美国的大学和企业建立“产业联系”、进行技术转让，其实都是大学在进行自我延伸，是在用教育服务回应社会需要的一种创新举措。在这样的尝试中，大学不但丰富了自身的需求，还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并和所在地区建立了更加富有成效的相互关系。最重要的是大学还能从自己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中，获得一些可观的经济收入，在经费增加的情况下使学校有能力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使更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可以接受教育。

    不过，在这些吸引人的好处面前，大学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人们时刻都在关注着，这些尝试是否给大学的传统目标带来了危害和影响。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德里克·博克表示出的担忧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他觉得这样的情况会给研究型的大学带来美好的未来，可是却给技术转让的未来增加了一定的危害。他很担心模糊大学作为知识和学术探索中心的义务，因为它会使学术研究事业带上一个强有力的新动机，就是追求商业和经济效益。还有技术开发的需求及其带给教师的巨大经济利益，可能会改变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方向，损害到无私探索知识的精神，“这对学术研究的中心价值观念和理想构成了威胁”。

    美国对是否可以利用产业模式去经营高等教育始终存在争议，即使是认同者也保留了一部分的意见。密歇根大学的前任校长杜德斯达是承认大学具有产业特征的，不过他警告说：“如果仅用产业模式看待高等教育，既是一种误解，也是一种危险。”因此，如果说美国大学进行了产业化的改革是确有其事，显而易见，像国内这种拿学生作为赚钱工具，不顾社会职责的改革，和国外那种利用学术知识、智力资源回报社会的改革是没有丝毫共同点的。如果非要坚持目前正通行于中国各地的教育产业化源自美国先进经验，不免让人贻笑大方。中国式的教育产业化，去美国之精华而专取其糟粕，咬住了产业，却将美国人始终坚持的核心价值和原则抛弃。另外，还将美国教育主动承担起的社会责任转变成受教育机会的商品化，向每个家庭不断地收取金钱。

    单纯依靠纳税人的钱去支撑公共的教育资源，并对教育资源的垄断进行教育机会商品化转变，无疑是十分恶劣的行径。可是在教育商品化的巨大利益诱惑下，这种情况并没有受到控制，相反还扩散成社会的普遍现象。例如：很多学校已经不满足增加学费，而是将受教育的机会当作了紧缺的商品，他们提高了考生的分数调档线，使原本很多可以上学的考生还要缴纳一笔不菲的除正常学费之外的金钱，去满足学校的“敲诈”目的，以获得入学的机会。

    产业化了的大学就像人人痛恨的奸商，在尝到了利用教育牟取暴利的甜头之后，又开始积极寻求牟利方式上的创新。例如每学期都要收取高额的教材回扣，甚至勾结盗版商贩用盗版教材欺骗学生。有些学校更过分，用正常的价格给新生买黑心棉被。虽然拿教材回扣触犯法律，可一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二来吃教材回扣已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所谓法不责众，就连买黑心棉坑害学生的都只被电视台不痛不痒的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