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深刻接受了西方现代法律和政治思想的国家，这是明治维新和麦克阿瑟改革两次改革的结果。日本希望的是像引领欧洲近现代革命的英国一样，成为未来历史中引领东亚的国家，并最终实现类似大英帝国那样的辉煌。

    日本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帝国，而不是严格的西方学生，因为它的国家实力大多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并非像欧洲和美国那样是一个十分重视民众私有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国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在日本是民穷国富。因为这有利于实行统一的帝国政策，即成就日本整体的历史辉煌，而不是一时的国民享受。

    因而，我们经常能感受到日本咄咄逼人的帝国态势。如在争夺诺贝尔奖项上，日本就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计划来源于政府行为，并非科学领域自然的发展。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科研活动越来越依赖大规模的投资和组织策划，过去那种依靠杰出的天才彪炳史册的历史已经很难再现了。原因就是现代的科学研究需要大规模的现代设施和众多的分工合作，单个人的行为已经不可能实现这种要求。

    诺贝尔奖不言而喻已经成为对现代文明的贡献奖。日本的实力已经可以支持日本做出这样的宏伟计划：日本政府在1995年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宣布要以“科技立国”，其后公布过两次“科技基本计划”。2001年发表的第二个基本计划宣布：“要在50年内培育出30个诺贝尔得奖者”。日本的誓言不是仅仅为了鼓舞人心，而是掷地有声的：2002年，日本就获得了两项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这已经是日本人连续三年获此殊荣。

    以2002年度日本获得的物理学奖来说，是小柴的中微子研究。1983年落成的“神冈研究所”单是建设费就逾3500万港元。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小柴就不会在1987年“捕捉”到那11粒极珍贵的超新星爆炸中微子，然后借此与同领域的美国科学家戴维斯一起夺奖。

    “当然，诺贝尔奖并非只靠钱堆出来，但对于许多科学研究而言，资源的投入是决定性的前提。以今年物理学奖得主小柴昌俊为例，为了能‘捉住’从外太空飞来的中微子，观测室要设于深入地下千米的矿坑，坑中的大容器要足以盛放5砘的重水，还要用上感应力超强的侦汕器……每一样都是无钱不行。”

    “美国的中微子实验最先成功，但后进的日本却做得精密许多倍，得出许多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冈研究所之后，日本政府仍继续大手笔地支持兴建容器大10倍的‘超级神冈研究所’。它的容量为5万吨重水，不单远超神冈研究所的5吨，也多于最近卓有成效的加拿大对手SNO实验室的1000吨。这座超级设施在经济低迷的1996年启用，建设费高达6.5亿港元，相比之下，当年神冈研究所的3500万只是小巫见大巫。”⑤

    日本的文盲率为零，日本有72.8万名科研人员，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110多万，论人口比例甚至比美国还高。在目前，日本投入的科研费在全球仅次于美国，2000年美国为17782亿港元，日本为10178亿港元。

    我们之所以要仔细研究日本，是因为在儒家文明体系中，日本是最早、也是经历过各种考验而成功的模型——先是模仿西方进行殖民战争、然后不得已进行改革、最后又在正常的经济竞争中崛起，它同时融合了两种文明，这也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不得不研究日本文明融合后整个社会的变化，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如日本成功的经济制度；哪些是对中国不利的，如日本的军事扩张思想等。

    所以说，日本、美国是中国未来的台阶，中国只有借鉴了其它大国的经验和成功之道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自己特色的发展之路。

    今天的世界已经有人提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但其所指还仅仅限于中国的改革模式，其实，对未来世界来说，中国模式可能指的是一种全方位的文明模式，而不是单单指某种改革模式、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是政治模式。

    其实完整的中国模式应该是建立在本国国情之上，兼容并包的一种发展模式，它应该包含中国的历史、发展潜力、危机反应能力、重新崛起能力、经济程度和社会和谐程度等，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过六大时期（即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宋帝国时期、元帝国时期、明帝国时期和清帝国时期），能够称之为当时的中国模式，也就是当时的楷模。而将来中国的模式将是永远不同于所有其它模式的模式，是中国发展对全人类的文明贡献。

    在不远的将来，相信世界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将不再停留于改革，而是改革成功后的中国状态，从长远看这是一个具有超越潜力的模式：它同美国一样富足，但更爱好和平社会和谐，并且能够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