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相信中国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收到一位贵族小姐的信：“亲爱的杰克·伦敦先生，用你的声望加上我的高贵地位，再乘上万能的金钱，就会使我们建立起一个天堂一般的家庭。”

    杰克·伦敦很快回信道：“你列出的那道家庭公式，我觉得应该开平方才行，我们两个的心就是它的平方根。但很遗憾，这个平方根开出来的却是负数。”

    ——在国际上，山姆大叔这位贵族经常为别的国家开出一个公式：（美国民主＋听话）×美元＝幸福，结果呢？往往适得其反。

    1. 六点原则

    在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评价任何一个国家历史地位的六条理性基本原则，这六条就是：

    是否符合人性空间的理性增长；

    是否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增长；

    是否符合理性效率原则；

    是否符合维持从传统、现实到将来的稳定增长曲线原则；

    是否具有在矛盾与基础条件之上谋求最大国家利益的能力；

    是否具有塑造完美社会的潜在能力。

    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人类既不是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发展，也不是完全按照政治意图发展，而是依照自己的人性在发展，无论各个文明的差异有多大，但基本的人性毫无二致。其实所谓的文明差异主要是看掌握知识和拥有财富的多少，并由此导致在各个领域的千差万别，也导致了各个民族或文明主体间权力分配的不平衡，但在人性上则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有贯穿整个历史的人性发展需求，也有不同族群不同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阶段性人性发展空间需求，这如同经济学中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甚至经济学的这种关系也与人性存在直接的联系——一种人性与财富多少的正比关系。

    还有一个衡量指标就是，这个政权或国家满足了当时多少人的增长需求——即执行的政策是为了满足多少比例的人口，或者说这种政策主要是向谁倾斜的。显然各个时代的政策是为不同比例的人制定的，古罗马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罗马人的人性空间不断增长，主要是罗马公民、贵族、元老等，而占罗马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和被征服疆域上的人们则只需要停滞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维持他们生存的目的就是要用他们的劳动供应罗马人的人性空间增长需求。而到了东方唐帝国的时代，已经没有了奴隶，这意味着原则上人人都可以有追求自己人性空间的权利了，这种制度显然要比罗马帝国时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尽管客观财富的创造水平显然限制了这种原则的完美体现，仍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人在提供财富满足少数人的人性空间需求，但与罗马帝国文明不同的地方是大多数人有权保留小部分的财富用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而且当你有能力支付规定的税负之后，其余的钱财都可以自由支配——显然国家的财富制定者会制定一个把大多数人的大比例财富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政策。到了现代北欧和美国，财富的积累已经达到可以让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大部分人满足自己追求人性空间的愿望了。

    其实历史上的经济学理论都不能真实地反映财富的流动和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强有的国家衰败，因为这些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和平的环境中的，他们研究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劳动创造财富，但事实上对各个民族或国家来说，自古就有两种获得财富的手段，一种是经济学家教导的辛苦的劳动，一种则是野心家教唆的掠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财富只能来源于劳动，但对许多民族国家来说，这两种手段一直是相辅相成的。

    这六条应该是考察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标准，以往的各种考察标准多是以国家为对象的，而这六条是以人为本，考察的主要就是从宏观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中的人在各个国家中究竟成正向发展还是负向发展。对中国来说，目前的改革必然会导致一些人无法适应，产生失落感，但这绝不意味着就此就可以简单地否定中国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

    是否符合人性空间的理性增长？显然，中国现在社会中人性空间是成正向增长的。中国历史有5000多年，而人性空间在战国之前是一个奴隶社会，之后成为一个封建社会，人拥有了自由权和财产权，但这种自由和财产权都很有限，贵族世袭制导致权力一直稳定地掌握在一个阶层中，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内忧外患，中国一直在谋求统一，只有独立统一才能获得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在1949年后中国才获得相对的稳定，这之后，中国的人性空间相比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达到最高程度，尤其在改革之后，人性的空间达到最好的程度：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拥有巨大财富，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现在没有什么世袭制，所以不会再有封建贵族将权力限制在一个固定的阶层，对于社会上任何人来说都有机会，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均等的机会，而机会均等是人性空间正向增长的最大保证。

    是否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增长？这一点几乎无可争议，中国政府在建国后几次重大的国际角逐中都很明显地维护了国家利益。抗美援朝是遏制美国战略干涉的第一步——假设朝鲜半岛完全美国化，那么显然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美国显然不在乎中国社会的幸福，而只在意中国是否阻碍了美国的亚洲利益，类似的还有越南；对印度的边界一战，很好地对世界说了一句：“中国人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整个冷战期间中国没有丢失一寸领土，也没有掉进美国的战略圈套，而是按照中国国家整体的战略利益需要，时而结盟前苏联，时而中立，时而利用美国；中国自改革以来，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的崛起，这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整体增长的最好证明。

    是否符合合理效率原则？自然，如果单纯从效率来讲，中国现在的效率——无论工业生产效率还是金融效率、或者资源利用效率、人才利用效率都还不能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但考察历史效率应该是在合理前提下，即同一时期，不同国家起点不同，效率也就不同；而不同时期，则要纵向考察一个国家历史时代的效率。无论怎么衡量，现代中国显然是中国历史上效率最高的时期，而最重要的是，不要仅仅盯着眼前，应该比较历史和未来，即美国现在的效率显然比中国高，但中国前进的步伐比美国快，这就是说，中国前进的速度效率比美国快，那么，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就是一个比美国拥有更高效率的国家。

    是否符合维持从传统、现实到将来的稳定增长曲线原则？这实际也是在比较历史。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中国是最优秀的。因为比较历史上所有大国，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在衰落后复兴，更重要的是每次复兴之后就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希腊、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西班牙帝国等都是历史上的大国，但一旦衰落就再也无法重新崛起，更无从谈及其文明起始至今拥有一条稳定增长的曲线，而只有中国是唯一自文明兴起始至今一直拥有一条稳定的复兴—强盛曲线。

    是否具有在矛盾与基础条件之间谋求最大国家利益的能力？这其实是考察一个大国是否具有重新崛起和能够掌握未来的能力。中国在历经100年的屈辱后，中国已经非常衰落，大量的财富被西方掠夺，导致中国1949年建国后基础十分薄弱，直到今天这种薄弱仍然表现在社会各个方面，导致矛盾很深刻，但就是在这样的基础和矛盾中，中国依然完整地经历了冷战，从容地进行了改革，并且显然这是一场预期能够成功的改革。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和当代各个国家的改革，你会发现能够在这种基础和矛盾中成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