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产生和它存在的意义似乎不难理解，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有很好的论述。
“其实，人性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所知的最难控制的领域。但是，正确认识和有效控制这一领域却是最重要的事，因为人性包含着的力量比我们已经驾驭的任何无生命自然都更存威力。人性在人类情感中的理性化表现为人的意志，而人的意志决定着如何使用这些被驯服的无生命力量。无论人类在征服大自然的路上的如何改进，只要人类不能进一步控制自己的人性，人类就依然听命于大自然的摆布，而人性是不能像大自然那样由集体行动来控制的。”
“人的情绪，意识和意志都不是集体性的，而是个人的情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心精神生活都是为了控制自我而不得不进行精神战斗之战场。”
“宗教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是意识的产物。人对他所生活的世界只能局部地理解和控制。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但他又不能脱离这个世界，只能尽力而为。在这种环境中，他只能努力对不可认知的事物做出猜测，与不可控制的事物达成妥协。”
“宗教的任务就是试着制作一幅关于神秘的终极图像，以便使人能够达到与它的和谐。”
与此同时，宗教确实是人性固有的，不可剥离的情操，这种看法也广为流传，因为自人类有了区别于动物的意识后，就有了宗教，这似乎验证了宗教与生俱来的性质。其实人本身就有二重性，是生于自然界的生命，和其他动物一样，是一个生物体，却又超越动物，拥有动物无法相提并论的精神意识。人是社会中的一员，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但每一个人又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尤其是在自我的精神世界，更是如此。人类拥有知识，但却似乎永无止境，无论这种知识拥有到何种程度，都不能完全解释人类自身的迷惘。
也就是说，人类在征服自然界的过程中进展很快，但在调整自我内心精神世界，用理性完全代替恐惧、情感等方面进展缓慢，宗教对解释自然界的物理性方面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而明显地在退步，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最终取代了“地心说”，但在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心世界中，宗教的地位好像始终无人能代替，在世界广大的地域内，三大宗教几乎拥有遍及全球的影响力。
然而，在宗教的海洋中不是完全没有岛屿，宗教还没有完全淹没一切，这个孤岛就是中华文明所控制的领域内。
之所以说它是宗教海洋中唯一的孤岛，是因为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人本精神一直在宗教精神之上，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的神话中，有两个众神之主，如在西游记中就有玉皇大帝和佛祖如来两个，佛祖如来尽管在法术上显得比玉皇大帝大得多，然而却尊重玉皇大帝的权威。玉皇大帝是实际的统治者，显然，玉皇大帝代表的是世俗的主权，佛祖如来则只是一个宗教领袖。
与欧洲基督教会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同，中国皇帝的继位不需要任何一个教会组织给予认同，也无需哪一个主教来进行加冕仪式。尽管中国的皇家学说 理论也说“君权神授”，但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便于统治的实施。
在如何面对人的内心世界，是人类无论那一个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人的内心世界支配着人的行为。对统治者而言，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来解释内心的各种问题，则容易引起社会上的动荡，对普通人而言，也需要一种“信仰”用以诠释心中的疑问、恐惧和情感。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是，中国的儒家哲学在这方面实际上代替了宗教，以至儒学也被称为儒教，儒家思想中强调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内圣外王”，强调一个人应首先从自己的内心修为开始，先修身之后才能治国，修身养性是儒学的起点。尽管儒学也不能完全解释人从何处来，神是否真正的存在这种问题，但这部分问题却由佛教、道教等来作了很好的补充。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占据了人内心世界中的主体部分，而佛、道等宗教弥补它不足的一部分，这样，内心的主体地位中，儒学通过三纲五常、哲学先圣的言论等做了内心存在的应有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抵制了宗教对内心世界的侵入，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势力从来没有成为政治的主体，中国也从没有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人人都是现实主义
在国外评论中国的时候，总是喜欢把中国和印度相对比，也的确，这两个国家可比之处甚多。在谈到民众的对外部世界的认同感时，有这样一句非常形象的话。
“中国人拥有的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开放的心灵，而印度拥有的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封闭的心灵”。
这是指中国在自然地理上相对与世隔绝，并长期处于一种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对外部世界在政府层面上多采取一种保守的自卫形式，但普通民众则实际非常渴望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在明朝，就是由于统治者担心出现叛逆而断然采取海禁政策。实际上，中国南方沿海地区非常希望和东南亚、印度，甚至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那时航海船队已经非常庞大而先进——郑和的船队比起哥伦布的船队来，一个是充满了帝国威风，一个则显得那么寒酸简陋。
而在印度，尽管它受英国殖民统治影响沉重，但它在历史上是佛教、印度教的发源地，由此可见它的宗教土壤相当浓厚。统计调查显示，在印度人的内心世界中，对外界的沟通渴望程度明显要比中国人低得多。在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带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甘地更像是一位苦修僧，一位有道高僧，而不像是一位政治家。甘地和孙中山同为开创新国家的领袖，但甘地更符合一位精神领袖的形象，他所领导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颇有宗教运动的精神，这与基督教徒早期受到迫害时的形象一样，希望以一种至诚的、坚忍的精神来换取政治自由，这与那个年代世界范围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成鲜明的对比。
“人天生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句话绝不是简单地指自私自利，而是客观现实，饥饿、寒冷、情爱、**等这些都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可以感知，别人的同情绝不能替代，因为别人吃饱了是感觉不到的。
在浪迹天涯的海外华人中最能体现中国人这一现实主义原则，华人在海外时，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一般是不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的，他们往往非常看重这样一个进取程序，即第一步是站稳脚跟，首先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然后是第二步，尽力扩大自己的根基，将生意做大，或在自己的领域内继续向前发展；第三步才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支持或否定某一政治派别的活动。一般来说，由于中国人历经数千年的封建压力，早已养成了现实主义的生存原则——只有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得到其它事情。中国人并不是不思考哲学问题，中国反而有着异常丰富的哲学论述，但对普通民众而言，也许他们更赞同亨利·伯格森那句话，“哲学上的批驳往往是浪费时间。正确观点会自动取代错误观点，用不着我们费心批驳别人，它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批驳。”⑤在中国人这里，人性中的善与恶的手段运用是最为灵活的——在今天，中国民间社会中造假行为的泛滥实则就是其中表现之一，这时世界大公司会说“这不公平”，但对备受外强欺凌的中国百姓而言，不过是你用强权，我用模仿而已，彼此彼此，西方诸国谁的发家史中没有包含各个殖民地的血汗呢！英国殖民者以鸦片来榨取中国人的白银，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还以颜色呢？富人订立的规则当然有利于富人，穷人只能违背这种规则的不公平来寻求历史的公平。
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国人的聪明所在。中国的这种普遍性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儒家思想世俗化的体现，并非“劣根性”浓重，而只是真正适应生存，丢掉了一些虚伪，更好地发挥个人能力，在西方思想中，个人主义是受社会推崇的，然而，实际上中国人在个人主义这方面的认识丝毫不亚于西方人，中国人是更接近生存原则的人。
“在中国，与文化统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个时期都存在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是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它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教会与国家间巨大的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包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由于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的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两千年才出现。”⑥
●同一性
在中国社会中，有着惊人的同一性，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
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的强硬手段统一了中国思想界，在董仲舒之后，儒家思想就正式成了中国的主导思想，此后历经2000年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只有朱熹、王阳明等做了一些局部的改进、调整，但仍属儒家思想范畴。
中国思想界的第二次大思考是1839～1949这一百多年间，这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强烈冲击之下形成的。在中国，由于单一的儒家思想一直占主流地位，因而也就逐渐形成了民众的同一价值观。而在欧洲，古罗马的共和制本身就种下了一种“个人主义”的种子，地中海周围又存在着犹太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思想，因而欧洲实际上自古就形成了多种思想共存、争相绽放的状态，民众可以在多种思想中选择，以自我为中心的状况更为普遍。这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自罗马之后欧洲就从没有统一过，一直是众多领土不大的国家共存，并且因伴随着国家扩张的行为，思想流派也就随之而动，如今天的埃及已经完全是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古埃及早已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民族上都灰飞烟灭了，甚至在耶路撒冷这样的地方也是两大宗教的共同发源地。
在中国，尽管讲方言的人多，但只要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信仰、行为就有很大的共性。
●在大洋与大陆之间
中国地处亚洲大陆的东端，东邻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中国的边界线中有一半的是在海洋上，中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领海，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一脚踏着亚洲大陆，一脚踏着太平洋的巨人。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北面是人烟稀少的大西伯亚平原，西面是阿尔泰山脉和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印度和东南亚诸国，东面是从日本到菲律宾的一条岛链，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与中国为邻的国家有十几个，这些国家的类型十分复杂，几乎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类型这里都有。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像是一个大陆国家——它的经济并不依赖海洋贸易，在军事上它的主要威胁是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族，海洋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可言，只是明朝时期，日本的海盗式侵掠曾是一种危害，但也仅限于东南沿海，并不构成帝国存亡的威胁，这种以陆上威胁为主的状况一直贯穿整个中华的文明史。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才引起中华帝国注意那些来自海洋的威胁，现在面对台湾问题，使中国实际上又一次面临海洋问题，台湾问题实际上是历史问题的遗留，解决台湾问题既是解决历史问题，又是一个开创未来的问题。
无论如何，中国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大陆与海洋的十字路口，它既可以受到来自陆地的威胁，也同样受到来自海洋的威胁。同样，当它强盛的时候或需要的时候，它也可以同时向陆地和海洋进发。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是传统的海洋国家，在此之前，是大陆国家主宰历史的发展，而在一战和二战后，海洋和陆地又回到旗鼓相当的势态。马汉关于制海权的论述发表至今已经历时一二百年了，二战的战史表明，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战争，日本在中国、东南亚等地进行的战争，与德国、日本分别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战一样重要，决定欧洲战场的是斯大林格勒会战，决定太平洋战争的是中途岛战役，反攻德国的战役是诺曼底登陆，反攻日本则是从跳岛战役开始的，无论是德国的战役还是日本的战役，单凭陆战或海战都不行，作为传统陆战强国的德国失败在斯大林格勒，作为海洋强国的日本则失败在中途岛，这说明我们已经到了海洋和陆地并重的时代。自然，在海湾战争后，制空权又成了时代战争的主题，但无论什么样的制空权，最终结局还是要在陆地上完成——美国似乎只通过空中打击就取得了在南联盟的胜利，但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陆军再次证明当面对大一些的国家的时候，进行陆地控制还是必需的。
中国既是一个传统的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如果说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称霸海洋的大本营，那么中国也同样拥有从规模和水平上都不亚于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泉州。哥伦布是西班牙的骄傲，郑和则是中国的自豪，这说明，中国并不是没有能力和条件成为海洋大国，只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出于另外的考虑而阻止了这一发展方向，中国具有成为海洋大国的一切条件——漫长的海岸线，高水平的造船技术和远航行能力，唯一缺乏的只是对海洋的认识，而一旦认识到这种重要性之后，那它就一定会成为一个海洋大国。
●与西方对抗性文明
中国是一个与西方文明几乎完全相对的文明，可比性太多，就如同阴阳理论中的阴与阳的对比一样。
在文明起源上，中国虽有诸子百家之说，但这实则属于一个文明内部的各种学术争鸣。而欧洲的文明起源则是罗马文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犹太文明等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最重要的是其中没有哪一个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也就是最终也没有统一。
在欧洲思想中，罗马—希腊的古代共和制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欧洲政治制度，而在中国虽有尧舜的禅让制一说，但这缺乏确切的历史资料，并且这种制度更像是君主制的前身，而没有共和制的味道，它直接的后果是大禹开创了帝制，传位于其子。欧洲文明的多源性形成了欧洲多元化的政治思想，而中国则一直是一个一元制国家。在罗马帝国时期就曾出现二帝共治，甚至四帝共治的现象，这在中国是无法想像的，在欧洲君主继承问题上，习惯于将王位传于外人，习惯于迎接外国有资格的王宫成员来做君主，而中国如发生这样的事那一定是改朝换代了。
在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历史中，儒家哲学一直居于主流地位，而在欧洲，没有哪一个思想是一直居主导地位的。
在欧洲的传统中，个人主义备受推崇，而中国则强调个人服从社会，强调个人与大家保持一致，特立独行则会引起周围人的不满，因而也就限制了个人冒险、个人进取的行为，而在欧洲则欢迎个人的所谓冒险精神。
欧洲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外向型文化，向外扩张是欧洲一贯的主张，如十字军东征等。在纳粹德国，向外获得生存空间的口号深入人心，这和这种文化底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人口压力也非常适合这个口号，如果中国按照这种理论去向外获取“生存空间”，那无疑就是奉行侵略政策。中国的文化习俗是内向，如在农业上，中国讲究精耕细作提高产量。
在中国，《孙子兵法》是一部谋略圣经，中国人不习惯大规模对阵式的战斗，而是追求以精锐的兵力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来赢取胜利，与罗马那种数万人排成整齐的阵列大屠杀式的战斗有本质的区别。事实证明，用兵之法还是中国人的方式更为符合节省人力、物力的战争原则。从一战那种阵地对抗到二战的大规模运动战就是这一原则的例证。在欧洲，国家间的战争是以占领对方首都为赢得胜利的标志，促使对方投降的主要方式，而在中国，失掉首都并不意味着失败，如唐朝，长安被安禄山、史思明占领，但这不影响皇帝的权力，只要唐皇没死，他的威严就在，国家就没有失败。
在语言文字上，西方是拼音文字，而中国是表意文字，一个是听觉文字，一个是视觉文字。
在欧洲罗马帝国之后，整个欧洲就一直处于分裂的竞争中，而在中国大一统是一个神圣的目标，统一中国实则是每一位帝王的职责。
●中庸之道：兵与谋的和谐
中国的儒家思想教人的处世准则是——保持中庸，不做过激的事，不做没分寸的退让。
难道中国人是畏首畏尾吗？不是，这实则是一种和谐。中国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的时候往往是兵伐与谋和两种手段共用，单纯的用兵既劳民伤财又效果不佳。而单纯的求和则是一种软弱无能的体现。我不同意那种只看某朝某代的边疆政策来断定这个朝代的边疆政策是软还是硬的作法。中国的历史是连贯的，中国的统治者在考虑对外是否用兵的问题上往往参考过去的用兵事宜，再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才做决定的。这就表现为有时是以战为主，有时是以和为贵，如同在汉代，既有霍去病、李广的北伐，也有昭君的和亲。这种历史连贯性地用兵和用人手段实则追求的就是一种兵与谋的和谐，因为无论是用兵还是和亲，都是为一个目的——保持边疆的安宁，这是最大的利益。在中庸之道中，这就是关键，也即只要符合今日需要就可以了，不必要的时候，就不采取激烈手段，也就不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种思想日渐融入民间后，就形成了这种中庸的社会价值观，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去两头，取中间的方式，而是有深刻的内涵的，河水中的鹅卵石为什么都是圆的呢？相信这个问题谁都知道。
海外华人往往都能在当地得到成功，如在东南亚，无论是在菲律宾、印尼还是在马来西亚，华人所掌握的财富几乎可以支撑当地整个社会。但一般情况下华人在当地社会都采取一种低调的方式，这证明了中庸的思想是一种成功的思想，它体现在商业上也符合商业之道，作为商人，广结社会关系，尽量保持各种良好关系是商业成功的基础。而在商业调查中显示，中性的商品也是符合大部分人的胃口，也就是符合了大部分人的消费观念。
在用兵上，“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也是中国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在欧洲则习惯直接由战场胜负来决定政治胜负。这种攻心战的策略实际上最符合人类心理，一个国家无论军事发达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完全赢得胜利，如“9.11”事件——美国的强大人所共知，但它在伊斯兰世界不得人心的活动却招来各种恐怖方式的打击。只有在赢取民心之后才能无后顾之忧，在心理学上，只有当一个人完全心悦诚服之后，才会真正放弃对他人的攻击心理，如果是口服心不服，那么只是一种表面安全，而实际上要有机会，这个人总会要施以报复。
中庸之道并不是来源于一种思想，实则也是在春秋战国中锤炼出来的一种策略，一种经过了战争、社会活动和权力斗争检验的策略，既进攻，又留有余地，攻敌之骄，挫敌于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目的。
●大一统与根文化
在《三国演义》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整个贯穿三国演义的主旨就是谁能统一天下，这是一个从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就成为中国大政治的历史命题，在以后的历史中，每逢国家遭遇分裂的时候，无论哪一个诸侯，他们都被赋予统一中国的使命，无论是谁都不愿公开违背这个主题。
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大一统呢？因为对中国而言，这是国家利益的根基，中国的历史进程离不开大一统的政治气候，每逢分裂之时就是中国社会陷入混乱、经济发生大倒退的时刻；相反，在唐初、明初、清初这样大一统完成后，中国社会则几乎立刻又开始了充满生机的发展。动乱对中国社会而言，唯一的好处是有利于思考，中国是在动乱中发展变革思想，在和平时发展治国思想，但无论是变革思想还是治国思想，它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为了国家重新统一，更好地发展，避免再次分裂，祈求社会盛世永存。
说分裂的时候，中国只有在大一统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地向前发展，因而统一这个问题既是中国的目的，也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在中国北部，长城是中国不朽的历史遗迹，它和西安的兵马俑有着天然的历史联系，如伯布卢斯约曾希望的那样有一道“永恒的城墙”，古罗马和中国一样，都曾有过一道长长的城墙，希望用这道城墙来隔绝蛮族人的入侵以保城内的统一安定，只不过中国的城墙更加宏伟，无论罗马还是中国，还是任何一个大一统国家，它的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模式、文化思想基础都是为大一统国家量身定做的，所以，如遇到分裂，它就会丧失力量，因而大一统的政治模式是维护“永恒之墙”内的一切的手段，在一个政府的领导下，事实也证明更有利于国家整体的利益。
在美国的历史上，南北战争就是一次遏制美国分裂的例证。试想一下，如果在北美存在两个美国，会是什么样？重要的是，其中任何一个美国恐怕都不会拥有美国今天的实力和地位，那世界会是什么样呢？德国会不会早已统一了欧洲呢？相反，当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后就再也没重新统一起来，西罗马帝国也因此很快消亡了。
“当耶路撒冷正在进行神学论战时，从西方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我们听到罗马如何被包围，听到罗马市民如何付出一笔赎金以避免灾难，听到他们在遭受勒索之后又受到围攻，在已经丧失财产之后又要被剥夺生命。我正在讲道时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张口结舌，声音哽咽。这个城市曾经征服过整个世界——她居然被攻占了”。
这出自圣指罗姆的《书信集》，写于公元412年，当然这时的罗马帝国还没有消亡，但这和它最后成为日耳曼人的羔羊时的情景别无二致。
林肯的伟大在于他遏止了美国的分裂，正如奥古斯都奠定大罗马帝国的基础一样，大一统是符合国家发展利益的，否则，美国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很难说了。
与大一统这个政治气候遥相呼应的是民间的根文化，“月是故乡圆，水是故乡甜。”思乡之情自古就是中国人的特殊情感，“乡音”是身处海外的华人倍感亲切的声音，“落叶归根”又是漂居异乡多年的人最祈盼的事情，李宗仁在他晚年的时候，就抱着这种情绪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土；张学良这位时代英豪虽然客死他乡，但他晚年却一直希望能到东北老家看看。这种根文化实际上是大一统思想在民间的延伸，它非常有利于国家的利益，如在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复兴需要大量的外资投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一直在东亚地区曾当其冲，实际上这些外资中，海外华人集团的投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俄罗斯一位人士所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改革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罗斯没有庞大的海外侨胞，深深根植于华人心中的根文化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宝贵资金，没有这些华人资本的投入，中国的改革进程无疑要迟滞许多。
无论是大一统思想还是根文化实则都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表现，这种凝聚力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大一统思想为政治上形成统一国家作准备，一个统一的国家就会拥有稳定的社会，而海外华人又因根文化这种强大凝聚力而习惯于将资金投向国内，而不会致使海外华人的资本分散，这样在全世界就构成了一张庞大的网，中国则是一条撒网的大船，由于海外华人的数字庞大，又遍及世界各地，那么这张图究竟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