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以来，中国历经了100多年的屈辱，这不是轻易能忘记的，中国时刻在提醒日本不要忘记过去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世界，若是世界想要一个和平的中国，那也要证明世界不会再对中国构成威胁。

    中国的经济这些年是最为世界所瞩目的，世界应该使中国拥有正常的经济成长空间，而不是刻意地排挤中国——这些年经常能听到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浪潮。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20%，而中国的国内总产值只占世界的5%，相比之下，欧洲与中国的人口和面积相当，却占世界的20%，美国则占25%。世界不可能永远让中国保持在贫穷状态，这不公平，中国理应成为一个富足之地。其实，无论世界怎样看待中国，中国都将有能力重新崛起，中国改革25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份额就增长了4倍，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能保持8-9%的年增长率，这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为这种增长建立一块殖民地，完全是自我努力的结果，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的能力。自然，中国的增长打乱了欧洲为世界划定的经济地理格局，这先前已经被日本打乱过，现在是中国。那么，欧洲人和美国人应该明白，这种新经济平衡早晚会到来，与其像日本到来时那样被动应付，还不如早为中国让出空间，同时谋划怎样在新经济平衡下重新保持安稳。

    在领土上，美国和欧洲国家也清楚，中国并不渴望进行领土征服，但绝对要保证自己固有的领土，但在价值观上则不同，中国在初期或者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像西方那样四处派出传教士，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会全盘接受西方的那一套理论，中国是一个传统文明大国，这一点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让世界印象深刻。中国不会自行其道，而是会融合世界，包括西方的种种有价值的文明，从而发扬出一种有超越优势的文明体系，自然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中国的新价值体系不是类似救世主那样的宗教信仰，但会让世界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其中不得不再次提及文明冲突这个现实，但无论怎样冲突，结果都是由人来证明何种理论是适宜的、优秀的价值观。对普通人而言，实用的就是优秀的，这些普通人将最终影响政治家的喜好倾向。对此，中国已经表现出初期的美丽。中国的社会不是一个西方式的法制社会，但也不是独裁**社会，政府既拥有相当大的权威，也有十分活跃的私人经济，看起来矛盾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在中国却运行得相当成功，尽管在现在中国的确有种种矛盾，但中国总是有办法协调，这在外国人看来颇为不可思议。同时，就是因为它有效。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研究中国的这种经济和社会模式，如印度、拉美国家、俄罗斯及巴西，甚至阿拉伯国家。这让世界看到，即使不执行西方的道德伦理和某些发展经验也可以致富。

    同样，中国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也应该小心警惕。在中国20多年的发展中，世界首先大加怀疑，然后是惊讶于中国稳定的高增长，然后猛然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接着就蜂拥而至，现在是琢磨怎么从中国的增长中分得一杯羹。中国人不得不说，老外成熟了。例子很多，如美国近几年来不断想利用汇率问题敲诈中国，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利率的变化有调节世界财富转移的作用，美国无疑是想利用汇率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变成美国的经济增长。典型的还有，中国经济的增长肯定要扩大对世界自然资源的需求——中国对铜、铝、锡、锌矿石的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1/3，日本于是利用其已经建立的钢铁行业地位，与世界三大铁矿石公司联合提升铁矿石价格，竟然一次直接提高71.5%的幅度，起初人们还认为这是玩笑，但结果是真的，这一点使美国和欧洲的钢铁公司都怨气冲天，但还不得不接受事实。类似的还有中日争夺俄罗斯石油等。中国曾经翻来覆去想过怎样对付遍布世界的那些奸诈的商人，最终发现还是那句老话最适合，即有理、有利、有节——既要谨防世界对中国经济成果的瓜分、剽窃，也要有意识地让世界其他地区分享到中国利润，但中国应该是这一分配比例的制定者。

    这种打交道不仅在国界之外，在国界之内亦然。如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相比，在税制上有“超国民待遇”。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改革初期往往需要引进外资，这就需要提供一些优惠政策，这无可非议，但要让这种优惠不至于演变成为外资企业固有的优越感和成为排挤本土企业的成本优势，这样就有悖引进外资的初衷了，对本土企业也会造成伤害。在中国，地方政府为凸现成绩，会给外资企业过大的优惠以吸引外资落户本地，这种优惠结果演变成为一场“优惠攀比”，结果外资企业也就势得寸进尺，外资企业本来就有各种商业优势，现在再加上充分的政策优势，结果迅速占领市场，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国有企业也明显感受到竞争压力。在种种优惠政策中，最直接和明显的就是民营与外企的不同税赋，民营企业税赋明显要比外企沉重得多——据香港《经济导报》报道，外资企业名义税赋是15%，实际税赋是11%，内资企业名义税赋是33%，实际税赋是23%。结果造成这种现象：外企享受超国民待遇，国企享受政府津贴，民企独享高税赋。“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中，公平、公开可谓重中之重，并最终决定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场税制改革之辩，从某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引进外资政策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是继续给予同一个市场上不同企业不同的待遇，还是抓住时机创建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随着中国的“入世”及对世贸组织所承担的义务的基本完成，这个问题也将迎忍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