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我生于一个边疆小城——内蒙古海拉尔（今呼伦贝尔市），那是一个美丽的草原城市。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此后不久，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就开始了一场大的变革，这场变革无论从中国自己的历史还是从世界其他类似变革的角度来衡量，都是一场大的历史变革。这显然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改革，而是一场文明的超越，因为它不仅仅是在中国自己传统思想之内的调整，而是中国对自己2200年（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79年）的历史和世界近500年（自公元1492年至公元1979年）历史的比较、总结和大思考——思考中国过去的成功与失败、辉煌与羞辱、强盛与衰落，自以为是与国家失落、忍辱负重与歇斯底里、从嘲笑亚当与夏娃到把离婚当家常便饭、从解读剩余价值到聆听格林斯潘的弦外之音……

    从表面上看，似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一种迷茫、混乱与对财富的崇拜中，但从中国历史和中国与外界交流能力来看，越是迷失越是预示着中国未来的超越，因为中国既没有忘掉自己的历史文明也没有无理排斥外界的价值观，更没有抛弃现在奉行的社会主义理想，而是在寻求一种中庸，即寻找一种能将三者共融的和谐状态，这种状态将既是中国对自己历史的超越也是对西方文明的超越——因为它如果成功，将意味着中国寻找到了一条途径，它解决了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当代文明的矛盾，解决了西方两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也解决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特权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矛盾，同时也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应用方面的矛盾。

    而当这一切都被中国成功解决之后，中国必将成为一个超越美国的新文明（美国是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的发展鼎盛），并且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世俗社会，它的成功探索将具有普世价值。

    因为其他文明系统下的国家没有同质的宗教文明，如印度尽管接受了英国人带来的西方经济、社会、法律等制度，但印度并没有因此成功，反而至今仍然步履蹒跚，因为印度的宗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相抵触，二者并没有融合，很难想像基督教文明的果实能在信仰印度教的社会中开花结果，受西方精英教育的印度上层社会如何领导下层普遍的印度教徒，他们怎么样才能跳出和谐的舞步呢？印度的例子说明，简单地引入西方的经济制度不可能成功。

    如同历史早已表明的那样，衡量一个文明是否成功的标准仍然是这个文明拥有多少财富和知识，财富象征着实力，知识象征着创造力，二者的合成杰作就是这个国家的强盛水平。

    未来30～50年是中国的关键之年，可以说一切就看这三五十年了。而中国真正具有新文明的魅力从改革开始算起至少需要100年，毕竟文明的超越不同于一般经济改革，它要宏大的多，细微的多。

    未来的三五十年是真正考验中国的时期，改革初期的20年是一个需求得到满足的时代，而这之后，中国则初具实力，但这也让世界感到压力，甚至刺痛，如西班牙烧鞋者就因中国人的竞争而失业、失落、愤怒，世界因此对中国感到恐慌：中国的力量一定会越来越强，世界将何去何从？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种怀疑，毕竟利益流失会导致对立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在国际社会得到蔓延，那么国际社会中的不满者将会鼓励美国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遏制政策，这将对中国不利。

    我们也都知道，民族国家间的基本关系就是竞争，尤其在大国与大国之间表现得更为激烈。但在全球化程度很高的今天，地区国家间、甚至是同质文明间的联合（这一种联合还不明显，国家间的联合还主要靠经济纽带而在地区之间展开）是迄今最有效的保护自身利益和保持集体竞争力的手段，这就促使整个人类世界中，越是全球化强势的地区联盟就越明显，这也必将导致多极化世界的出现。依照二战后世界财富和知识近几十年的流向来看，美国、欧洲和东亚是世界财富和知识的三大集中地，并且依照这段时期的集中速度来推测，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