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定的界限内的棒球赛自始至终都取决于个人。其他球类比赛是进球得分，而棒球赛是以人得分。棒球赛的规则就是围绕着美国人的个人奋斗精神而设计。一垒上的跑垒员想的是如何偷上二垒，而一垒手想的是如何在他后面滑垒。投球手想的是将一垒上的对手封杀出局，但他将球投向本垒板，在那里，击球手挥棒保护此时决定上垒的跑垒员，二垒手做好准备以进行触杀，但条件必须是接球手能抓住这一机会，在垒包内侧向二垒猛掷一个又低又狠的钉子球。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动作意味着什么，从中便可看出它们都是在考验每个人完成一项特定任务、做出个人决定和即兴发挥的能力。

    球迷们对棒球比赛史上那些辉煌的时刻念念不忘，特别是英雄们的名字及其丰功伟绩。美国珍视他们的体坛英雄，因为美国没有欧洲、亚洲和非洲那样悠久的历史，没有亚历山大大帝或查理大帝那样的伟人，就从体育运动中寻找其英雄传奇。

    美国人还珍视棒球赛中那些美妙的瞬间，因为那样的回忆，留驻每个人的青春年华，还可作为满足美国永驻于一个不朽夏天的永恒。棒球给人的错觉是它会永远进行。20世纪50年代，最伟大的棒球运动员之一，纽约巨人队的韦利梅斯完成了一次传奇式的接球，对方击出的球从本垒越过他的肩头，飞向体育场的最远端。令人惊叹的不只是他转身起跑的速度，而是他跑过的那大陆般的茵茵绿草，和观众盯着看他能否赶上那个球的等待，宛如一幅修拉的点彩画那样都坐在这座由一个“星球”掏空而成的碗状体育场里，那“星球”在白天的阳光下发着淡淡的光，安静而又急切的等待下次欢呼。

    棒球赛归根结底始终是投球手和击球手的抗衡，而参赛的接球手是唯一面对球场并可纵观整个赛况的运动员：颇似一个坐镇指挥的戴护罩的神蹲在那里。投球手的角色比击球手狡猾，但击球手的角色更有人性。投手身兼进攻和防守二职。他竭力既诱惑又欺骗对手。击球手无法知道对方将如何投球，他可以蹲下挥棒，或者眼睛盯着投来的好球而做出傻里傻气的样子。然而，他手中握着一根球棒。如果一切顺利，他能完成体育运动中最困难的任务，用沉重圆头的球棒，击中一个小小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90英里（144公里）以上的硬球，在那一瞬间，他成了主宰。

    棒球赛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追随美国生活的轨迹，反映了美国人从天真无邪走向成熟的历程。一个棒球运动员在比赛之前也许还是个身穿短裤在厚厚的草地上喧闹的男孩，之后，他就变成了一名脖子晒得黝黑、关注如何守垒的狡猾老手。

    毫不奇怪，与其他运动相比，因棒球而产生的优秀文学作品最多。美国作家厄尼斯特·海明威、约翰·厄普代克、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诗人玛丽安娜·穆尔从棒球比赛中看到了这个充满梦想的国度。像美国的社会问题一样，棒球界也曾反对过种族融合，直到杰基·鲁宾逊这位第一个参加大联盟比赛的非洲裔美国人挺身而出。

    《西雅图时报》曾经采访过前美国棒球队队员帕特·格里克，格里克对自己曾参加过奥运会的经历仍念念不忘：“那真是一次难忘的回忆，实际上我更希望有更多的MBL明星选手去参加奥运会，我想每一个运动员都有为国争光的愿望，当你身披国家队战袍时，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自从棒球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被设为正式比赛项目后，全美棒球协会一直是派青年队或少量的MBL非明星球员参加奥运比赛。虽然美国队只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夺得过一次冠军，但至少还从未出现过连地区预选赛都无法出线的尴尬，“这一次全美棒球协会派出的队员和教练糟糕到了极点，美国队连墨西哥这一关都过不了，这是美国棒球的耻辱。全美棒球协会如此怠慢奥运会，这对棒球来说绝不是好事，如果棒球被踢出奥运会，那么棒球在许多国家都可能消失。”

    美国人自诩“棒球属于美国”，美国也毫无争议地是世界第一棒球大国，对于自己的棒球队连奥运会都入不了围，美国媒体更多的评价是意外。不过，正像很多美国媒体讨论过的那样，对于棒球这样的意外没有人敢打包票说不会再次发生。

    棒球既古典又浪漫，美国亦是如此。而美国和棒球又都是以保持这两个状态的平衡而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