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鸦片的来源；要杜绝它的来源，那末洋人会心怀不满，内地的坏人也会心怀不满。有这两种对禁烟心怀不满的人，没有武力的后盾又怎么能够取得胜利呢？您进驻澳门，离广州城远，那是洋人麕集的地方。您以文官之身孤身深入洋人的巢穴，这难道能行吗？这一去应当多带领军队跟随着自己，这正是皇上颁发大印让您指挥水军的含意所在。这是确定性的意见，更不容丝毫的疑问。

    吸食鸦片烟应当禁绝，还应当同时杜绝呢绒羽毛制品的输入。杜绝了这些，国内丝绸的收入就会增加，棉花的收入就会增加；丝绸、棉花的收入增加了，国家的经济就富足。再有凡是钟表、玻璃、燕窝之类的东西，只能取悦京都的纨绔子弟，从而夺去他们所看重的货币，所以全都是极不急需的物品，应当一并杜绝。这是一项附属性的意见。应当强制期限叫洋人搬迁到澳门去，不许留下一名。只保留商馆一所，作为从事商业活动时供外国人居住的地方。这又是一项附属性的意见。枪炮武器应当力求精良，京师火器营，乾隆年间攻伐金川时曾经使用过，不知施用在海防上面是否方便？广州有没有能够制造枪炮的能工巧匠？胡宗宪的《筹海图编》，有没有一些可在大体上仿造致用的地方？应当布置下去让部属吏员们讨论。如果带领广州的军队去澳门，要多带能干的工匠，以便修理保养军器。这又是一项附属性的意见。

    于是有儒生表示反对说：“中国农业问题要比货币问题更急迫。”搬用东汉大臣刘陶的旧议论来进行对抗。刘陶的旧论是不错，两种说法表面也好象是差不多，然而我难道护惜货币，便是置农业问题于不理不顾么？儒生这种议论用在开矿的年代，可以说是切中时病；用在当今禁止白银外流的时期，便是不合时宜了。农业生产固然是“八政”中的第一件，而货币即紧跟着排列在第二位，夏禹、箕子都是这样的说法。这是一项答辩性的意见。于是又有管理关税的官员提出非议说：“不让呢绒、钟表、燕窝、玻璃这类物品进口，关税就会短少。”说到中国和外国人做买卖，最能得到好处的是在于购买对方的粮米，其余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应当正告他们说：即将要把关税定额陆陆续续地请求减低下来，这未必不得到皇上的允准。国家绝对不单纯依赖关税的收入，况且这样做损失细微而收益巨大。这又是一项答辩性的意见。这样还有一些迂腐荒唐的书生会反对，所说的不过是“要对洋人宽大”、“一定不要使用武力”这一类话罢了。我们回答他们：“惩罚作乱的邦国必须使用重法”，这是周公传世的训诲。至于用兵，与陆地上的打仗不同：这是驱逐敌人，并不是围歼敌人；这是守住海口，保卫海疆，不许来敌入侵，并不是和敌人在海上作战，在船上交锋。是象伏波将军那样在近海活动，而不是象楼船将军、横海将军那样跨海出征。何况在陆地上作战可以追击，而象这样在近海防卫就谈不上追击，只需逮捕那些心怀异谋的洋人和坏人，就地正法，并没有动用庞大的军队在野外排开阵势作战的事，怎么能同历史上在陆地上挑起边界冲突的例子相提并举呢？这又是一项答辩性的意见。

    提出上面三项反对言论的，都是社会上老奸巨滑、招摇撞骗，而表面上装作老成持重的人。广东的官吏中有这样的人，幕僚中有这样的人，说客中有这样的人，商贾中有这样的人，恐怕绅士中也未必没有这样的人，应当杀一儆百。您前去禁烟的这次行动、这种决心，如果被这些人所动摇，哪怕有一点犹豫疑惑，那么在这千载难逢的时机，机会一错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不堪设想了！

    古代写奉命出使的诗说道：“我心里充满忧虑，惴惴不安，就连随从我的车夫也憔悴不堪。”惴惴不安的是什么呢？就是担心有人从旁作游说、梗阻的尝试，担心有人窥测动静、伺机求逞，担心有人不慎失言或泄露机密。您的随从左右心腹之人，都可能是您的大敌啊。如果连随从人员都显得忧心忡忡，有憔悴的面容而毫无得意忘形的神色，那么就可以说是奉命出使做到家了。您请认真领会这首诗吧！

    什么是归结性的意见呢？那就是说：我同您约定：期望您用两个整年的时间，使国内十八行省的银价平稳，物力充实，人心安定，然后回到朝廷报告我皇上。《尚书》说：“犹如射箭那样有准确的目标。”我的话，是您将要达到的目的呀！

    （史良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