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范晔
【题解】 这是范晔在狱中写给甥姪约、谢纬等的一封信，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信中虽说“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而事实上这“狂衅”正反映了他无视封建礼法的叛逆精神和虽杀身而无悔的进取态度。
范晔以《后汉书》垂名青史，然而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本文关于文学特点、宫商声律以及文笔之分的论述，虽然比较简略，语焉未详，却开了文学概念由先秦两汉的尚实崇用转变为六朝的缘情绮丽的先声，在文学批评史上，无疑应占有重要地位。
因为是书信，故全文侃侃而谈，平易亲近，读来真切感人。至于文中自诩《后汉书》为“天下之奇作”，“殆无一字空设”，以至“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则表明他的自负之高。
覆灭［1］，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2］。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於能不［3］，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吾少懒学问，晚成人，年三十许政始有向耳［4］。自尔以来，转为心化［5］，推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往往有微解［6］，言乃不能自尽。为性不寻注书［7］，心气恶［8］，小苦思便愦闷［9］，口机又不调利［10］，以此无谈功［11］。至於所通解处，皆自得之於胸怀耳［12］。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於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13］。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14］，情急于藻［15］，义牵其旨［16］，韵移其意［17］。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18］，政可类工巧图缋［19］，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20］，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21］；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22］。然后抽其芬芳［23］，振其金石耳［24］。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25］，屈曲有成理［26］。自谓颇识其数［27］，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性别宫商［28］，识清浊［29］，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30］，手笔差易［31］，文不拘韵故也［32］。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33］，所禀之分［34］，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35］，少于事外远致［36］，以此为恨［37］，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38］。
既造《后汉》［39］，转得统绪［40］。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41］。班氏最有高名［42］，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43］。后赞于理近无所得［44］，唯志可推耳［45］。博赡不可及之［46］，整理未必愧也［47］。吾杂传论［48］，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49］，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史》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50］。其中合者［51］，往往不减《过秦》篇［52］。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53］。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54］，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55］，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56］，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57］。
吾於音乐，听功不及自挥［58］，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59］。然至于一绝处［60］，亦复何异邪［61］！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62］。亦尝以授人，士庶者中未有一豪似者［63］。此永不传矣！
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宋书》
我因为疏狂放肆而终遭杀身之祸，这还有甚么可说的呢，你们也都将被当作罪人而被判处死刑。但我一生的行状自己心里清楚，还是可以追忆回顾的。至于能不能这样，尤其是头脑中所想到的，你们或许不一定全部知晓。
我小时候学习并不怎么勤奋，成熟得亦比较晚，一直到了三十岁左右才开始树立志向。从那以后，转而中心感化，自己估计就是到老，也不会停止这一行动的。常常有些精微深刻的见解，难以用言语表达完整。我天性不喜欢钻书本，脑子也不灵，稍微费些精力便头昏脑胀，而又缺少能言善辩的口才，所以也难以因此取得功名。至于所获得的一些见解，一般都出于内心对事物的领悟。文章写得好些了，但缺少才气，思维钝涩，所以每每挥毫写作，写成的却几乎没有一篇能完全令人满意。
我常以作一个文士为耻。一般的文章常耽心或只求形似而缺少内涵，或急于言情而忽略文彩，或辞不达意而影响主题的表达，或过份注重音律而妨碍了文意。虽时有擅长于作文的人，但大多数都不免这些毛病，正好比技艺精妙的工匠在已有五彩花纹的图像上再作画，貌似好看，结果一无所得。我常以为，文章主要是用来表达情志的，因此应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若以意为主，文章的主旨必然会显现于读者面前；做到了以文传意，那么，就不会出现文不达意的现象。然后才能达到内容完美，声调铿锵。这当中各人的情性旨趣，虽然各种各样，名目繁多，但在这不同中有着一定的规律法度。我自己认为很懂得其中的方法奥妙，也曾经跟人谈起，但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赏识，我以为这或许是各人看法不同的缘故罢。
我能够识辨宫商五音，也能分得清清音浊音，这都是本已存在的语音现象。可是看来自古至今许多文人，却往往不完全明白这一点；即使懂得一些，又未必从根本上理解。我说这些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并非空谈。比如年少一辈中的谢庄算是最能辨别区分宫商清浊的了，可是写出来的文章却并不如此，这是因为没有注意，文不拘韵的缘故。而我的看法是拘韵与否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只要能够表达出难以言传的情事，符合语音的顿挫抑扬、高低变化就可以了。但我所具有的天分，却仍未能完全达到这一点，因为我自己写的却又大多是用于公事的不拘韵的实用文，很少有超出这一范围以外的文字，常常以此为一大遗憾，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无意去追求文名。以上所说与史书并不相关，只是常常觉得这事不大可以理解罢了。
我既完成了《后汉书》的编纂，便因此而掌握了其中的端绪。我仔细通观古往今来的有关著作及其评论文字，几乎很少有使人赞同的。班固最负盛名，但他按自己的想法著史，不再遵守《史记》的先例，他就不可能“通古今之变”。《汉书》的赞文实际上一无足取，只有十志值得推崇赞扬。我所著的《后汉书》，内容的广博宏富不一定比得上他；但史料的处理和编纂体例的创新，我不一定比之有愧。我所著的各种传论，都含有精深的意蕴，因为带有评判裁定的性质，所以就写得简明扼要了。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篇序论，更是笔势纵横自如，实在是天下少有的奇妙文章。其中那些切中时弊的文字，往往不逊色于贾谊的《过秦论》。所以我曾经将《后汉书》与《汉书》作过比较，结果不仅是不感到惭愧而已。我曾想把诸志全部作成，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