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机占据了偏远的蜀地，几乎快五代了。我继承先辈的风范，志在和平统一天下，使四海归一，六军逞威。梁益公发扬明德，随时达变，烙守信誉，顺天应人，来使天下人永享太平，岂不是永远会受到人们的称赞吗？你敬守皇命，尽心修德，也是为了遵守你先辈的功业呀。”

    当初晋文王派钟会攻打蜀国。邵第说：“现在钟会率十多万大军伐蜀，愚下认为，钟会单独出兵不守重任，不如派其他人去。”晋文王说：“我难道还不懂这一点吗？如果蜀国被消灭后出现你所担心的情况，那我怎么能有办法对付呢？一般说，败军之将，不能和他们谈论勇武；亡国的大夫，不能和他们图谋保存社稷。蜀国战败后，蜀人已被吓破了胆，因此之故，不必担心。如果蜀国已经被攻克，其他的人都会被震慑住，不值得和他们图谋大事。

    中原的将士都思乡心切，不愿和钟会他们同心协力。如果钟会想叛逆，只能是自取灭族。”钟会果然和姜维谋反。魏国将士愤起杀死了钟会和姜维。]

    到了晋朝未年，谯纵又立蜀国。宋主刘裕派遣朱龄石讨伐蜀国，声称从内水直取成都，却把老弱残兵派驻水口。谯纵果然怀疑是从内水发兵，结果把军队全部驻在新城待朱龄石来进攻。而刘裕却给朱龄石等人以精兵强将，经由外水（外水即泜江），直取成都，最终谯纵不战被擒。这就是蜀国被灭的情形。

    【经文】

    魏嘉平中，孙权死，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大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表征吴。朝廷以三征计异，诏访尚书傅嘏。嘏对曰：“昔夫差胜齐陵晋，威行中国，不能以免姑苏之祸；齐闵辟土兼国，开地千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有始者不必善终，古事之明效也。孙权自破蜀兼荆州之后，志盈越满，凶宄已极，相国宣、文王先识取乱侮亡之义，深达宏图大举之策。今权已死，托孤于诸葛烙，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外矣。今议者或欲泛舟经济，横行江表；或欲倍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场，观衅而动。此三者皆取贼之常计，然施之当机则功成；若苟不应节，必贻后患。

    自治兵已来，出入三载，非俺袭之军也。贼丧元帅，利存退守。若罗船津要，剑城清野，横行之计，其殆难捷也。贼之为寇六十年，君臣伪立，吉凶同患。

    若恪蠲其弊，天夺之疾，崩溃之应，不可卒待也。今贼设罗落，又持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投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大佃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畔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夫屯垒相逼，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致富，则敛重财匮。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然后盛众厉兵以振之，参惠倍赏以招之，多方广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间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虏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晏罢，介胄之将，则陈征伐。缙绅之徒，咸言和亲；勇奋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哙愿以十万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而果辱秦军。今诸将有陈越江陵之险，独步虏庭，即亦向时之类也。以陛下圣德，辅相贤智，法明士练，措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之，虏之崩溃，必然之数。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释庙胜必然之理，而行百一不全之略，诚愚臣之所虑也。故谓大佃而逼之计最长。”时不从嘏言，诏昶等征吴。吴将诸葛恪拒之，大败魏军于东关，魏后陵夷禅晋，太祖即位。

    ［王昶等败，朝议欲贬黜诸将。景王曰：“我不听公休以至此，此我过，诸将何罪？”时雍州刺史陈泰讨胡又败，景王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玄伯之责。”于是魏人悦睦，思报之也。]

    【译文】

    魏国嘉平时，孙权去世。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大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人上书请求攻打吴国。因为三人攻打吴国的具体策略不同，朝廷下诏请尚书傅嘏商议。傅嘏说：“从前吴王夫差战胜齐国，欺凌晋国，威霸横行中原，最后却免不了姑苏败亡之祸；齐阂公开辟疆土，兼并别国，扩大地盘，却不能挽救被颠覆的命运。事情有一个好的开始，不一定有好的结尾，古代的这些事例都是很鲜明的验证。自从打败蜀国，得到荆州之后，孙权志满意得，极度凶残堕落，相国宣王司马懿、文王司马昭最先认识到自取混乱必然亡国辱家的道理，精通国家能够大展宏图的策略。现在孙权已经死了，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诸葛俗，假如能纠正孙权的严苛残暴除去他的虐政，使百姓免于苛政的苦难，在江东苟且偷安，享受新获得的好处，全国上下共同思考保全之策，有同舟共济的戒惧，即使最终不能自我保全，还足以延长在江东的寿命。现在有人想坐船渡江，在江面战斗；有人想从相反两路一齐进军，攻打敌军的城垒；有人想大军屯田疆场，观察动静，乘机行动，这三种想法都是攻打敌人的常用计策，但是只有施行得当，方能成功；假若计策使用不当，必定要有后患。自从治军以来，军队已经作战三年了，不适于偷袭作战。敌军没有统帅，利在撤退坚守。如果把战船列在重要渡口，实行坚壁清野，此时再纵横决战，这样的计策恐怕很难取胜。敌军在江东为寇近六十年了，私立君臣之位，上下齐心已能同患难。假如诸葛恪能消除孙权执政时的弊端，上天令其覆亡的隐患，吴国崩溃的趋势，还不可能马上等来。现在敌军设下罗网，又防守严密，间谍不能行动，探子也打听不到敌军情况。军队中没有探子，对敌情的侦察就不详细，轻率地率领大军兵临险地，这是希望侥幸成功得到封赏、不顾后果先战斗后寻求取胜的办法，并不是保全军队的好办法。只有大军屯田疆场是最为稳妥的办法，出兵按照百姓的意愿，秋毫无犯，坐等使用粮草，不烦劳运输的士兵；乘机偷袭作战，没有长途跋涉的劳苦，这样做能解决行军打仗中所有首要的事务。安营扎寨逼迫敌军，巧妙愚笨的计策都得以运用，计策出来知道是好是坏，战斗起来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敌情的伪诈可以得知。以寡敌众，战役频繁，士兵气力就会衰竭；以贫敌富，敛赋过重，国内财物就会匮乏。所以如果敌军安逸，我们就使它疲劳，粮草充足，就使它匮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再派勇猛的大军威慑敌人，多施恩惠加倍行赏招降敌军，多方用计，广设疑军，让敌军产生怀疑，以出其不意的进军路线而攻其不备。等到三年，再左右攻击，敌军必然象水流一样分散瓦解，我军安坐等待敌军分崩离析，成功唾手可得。过去汉朝历代常以匈奴扰边为患，大臣谋士早朝宴罢，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大将主张征战讨伐，豪门贵戚主张和亲联姻，奋勇的战士想上战场施展全力搏斗厮杀。

    所以樊哙愿意率军十万攻打匈奴，季布当面指出出军的短处；李信请求率二十万军队攻打楚国，果然被楚军打败。现在诸将要带兵度过危险的江陵，孤军深入敌境，这也犯了樊哙、李信一样的错误。凭陛下你的圣明贤德，大臣的忠正贤良，法律分明，士兵精练，采用稳妥全胜的计策，施展长远的战略抵御敌军，敌军的崩溃失败，是必然的事。所以兵书说：‘不靠战斗而使敌军屈服。不用攻打而攻克敌军的城池，这是打仗的妙策。’如果违背如何战胜敌国的通常规律，采用有漏洞的策略，这是我所忧虑的事情。所以说大军屯田疆场威逼敌军的计策最好。”

    当时朝廷不听傅嘏的话，命王昶等人征讨吴国。吴国将领诸葛恪率军抵抗，在东关大败魏军。魏国后来衰落，让位于晋朝，晋太祖即位。

    [王昶等人兵败，朝臣提议要贬黜有关将领。景王司马师说：“我不听傅嘏的话才到这个地步，这是我的过错，各位将军有什么罪过？”当时，雍州刺史陈泰征讨胡人又败归，景王又向朝臣谢罪说：“这是我的过错，没有玄伯陈泰的责任。”于是魏国的人从此都很和睦，惦着要报答司马师。]

    【经文】

    至世祖时[即晋武帝]，羊祜上平吴表曰：“先帝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而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众役无时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勋，成无为之化也。故尧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宁静宇宙，栽兵和众者也。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此来十三年，是谓一周。平定之期，复在今日矣。议者常言吴楚有道后服，无礼先强，此乃诸侯之时耳。当今一统，不得与古同谕。夫适道之论，皆未应权，是故谋之虽多，而决之欲独。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蜀之地，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能济，皆言一夫荷栽，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离之限，斩将寨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至刘禅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越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藩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臣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势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官军悬进，人有致节之志。吴人战于其内，有凭城之心。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

    帝深纳焉。乃令王濬等灭吴。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矣。

    [时吴王皓有兼上国之心，使陆抗为荆州牧。晋使羊祜与吴人相持。祜增修德政以怀吴。吴每与战，必克日而后合，间谋掩袭并不为，若临阵俘获，军正将斩之，祜辄曰：“此等死节之臣也。”为之垂涕，亲加殡，给其家，迎丧者，必厚为之礼而归之。吴将有来者，辄任其所适。若欲返吴，便为祖道。吴将有二儿，皆幼，在境上戏，为祜军所略，经月。其父谓之已死，发丧。枯亲自勉劳供养，遣归。父后感其恩，率二子来降。于是陆抗每告其众曰：“彼专为义，此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无求细益而已。”

    称曰：“羊叔子虽乐毅、诸葛亮，何以过之？”陆抗将死，言于吴王皓曰：

    “西陵、建平国之蕃表，处在上游，受敌二境。臣父逊昔垂没陈言：西陵，国之西门。如其有虞，当举国争之。臣愚以为，诸侯王幼冲，未尝事，乞简阅一切，以辅疆场。”

    晋南征大将军羊祜来朝，密阵伐吴之计，使王濬治船于蜀，方舟百余步，皆为城郭，门施楼卤，首画怪兽，以惧江神。容二千余人，皆驰马往还。及梯流于吴，建平太守吾彦取其流梯，以呈吴王日：“晋必有攻吴之计，宣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吴王皓不从。彦乃辄为铁锁，加之锥刺以断于江，阻于我也。濬闻之，乃为大筏，缚草为人，伏习流者；下施竹炬，以碍锁锥，乃兴师。果如濬策，弗之患也。太康元年，安东将军王浑击横江，破之。龙骧将军王濬克建平、丹阳二城。杜预又分遣轻兵八百，乘簟渡江，上乐乡岸，屯巴山，多张旗帜，起火山上，出其不意。破公安时，诸将咸谓百年之冠，未可全克，且春水方生，难于持久，宜待来冬更为大举。预喻之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耳！抗表论之，上深然焉。”吴遣张悌。沈莹济江，莹谓悌曰：“晋作战船于蜀久矣，今倾国大动，万里齐起，并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宜畜力待来一战。若破之日，江西自清，上方虽坏，可还取也。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张悌不从，遂济江尽众来逼，王师不扰，其众退而兵乱，晋军乘之，大破吴师，吴王皓乃降于濬，戍卒八万，方舟鼓噪入干石头。皓面缚舆榇，濬焚榇，礼也。赐皓爵为归命侯。]

    【译文】

    当晋世祖（即武帝司马炎）执政时，羊祜上表请求征讨吴国说：“先帝顺应天时，向西平定了巴、蜀，向南与东吴讲和，使天下战 火熄灭，百姓安居乐业。而吴国又背信弃义，使硝烟再次燃起，运气天数虽然是上天授予的，但是成就功业必须依靠人事，如果不一次大举消灭它，百姓们一刻不得安宁。

    况且这也可借以光耀先帝的勋业，成就清静无为的德化政治。所以，尧攻打丹水，舜征伐有苗，都是为了天下安宁，百姓和乐。平定蜀国之后，天下人都说吴国也会一并灭亡。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世事循环更替，如今平定吴国的日子，就在眼前。议论的人常说吴、楚是因为政治清明才最后归顺，国家没有礼法胆大妄为的先期强大。这是春秋战国诸候争霸时的事。现在一统天下，不能与古代同日而语。符合一般规律的说法，都不是顺应时宜采取变通措施，所以谋画虽然很多，而最后决定使用的只有一个。依靠地理位置的险峻得以生存的国家，只是在敌我力量相当时，才可以依险足以保存自己，假使双方势力不均、强弱发生变化，那么有智谋的人不能出谋划策，即使地理险峻，国家也不能保全。蜀地不可谓不险，高山耸立，直人云端，山谷幽深，只有弃掉马匹，悬起车辆，才能进入。都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等到进兵攻打时，却连一点儿抵抗能力都没有。过关斩将，插旗蜀地，敌军死伤数万，我军乘胜席卷蜀地，直入成都。汉中各城池都按兵不动，不是都没有抵抗之心，而是力量不足。到刘禅投降归顺，各城守将全都离散。现在攻打江淮的难处，没有攻打剑阁之难；山川的险要，也无有岷山、汉水之险。

    孙皓残暴，甚于刘禅，东吴的困境过于蜀国。但是我大晋国的兵力比以前增多，粮食器械的储备超过以往。现在不举兵平定吴国，而是按兵不动，战士苦于兵役，就会渐渐寻衅闹事，军队的战斗力就会衰竭，不能长久征战。当务之急，应当早做决定，一统天下。现在如果率梁州、益州的军队，水陆并进，荆楚的军队兵临江陵，平定南豫州郡，直达夏口，徐、扬、青、衮各州的军队齐向袜陵，多方进军让吴军迷惑，产生误会。以一个小小的吴国，抵挡天下的军队，势力一定会分散，防御会全线吃紧，巴、汉的奇兵再乘机攻其虚弱，这样，一地失守，吴国上下就会混乱。吴国沿江建国，没有内地，东西几千里，靠篱笆为屏障，所要抵御的地区广大，全国各地一处也不会安宁。孙皓恣意残暴，为所欲为，猜忌下属，名臣大将不再有信心，所以象孙秀这样的人都会因害怕而归顺。在朝廷内大臣受到猜疑，朝廷外贤士困顿，不得提拔，没有保存国家的计策，安定的决心；平常还想离开所担任的职位，兵临城下时，必定会有投降的，吴国上下也最终不能齐心协力共同战斗，这是可以预见的。吴军的战斗风格在于迅速，不能够持续长久。他们的器械不如中原精良，只有水战是优势，如果我军一旦进入吴地，长江就不再是屏障，吴军就会转而保卫城池。这样他们去长取短，我军再慢慢前进，士兵有勇敢战斗的勇气。吴军在本土战斗，有凭借城池固守的想法，这样不用多久，必定大败吴国。”晋世祖采纳羊祜的建议，下令王濬率军消灭吴国。这样就很快统一天下了。

    [当时，吴王孙皓心存图谋大国的念头，派陆抗作荆州牧。晋国派丰祜和吴军相持。羊祜采取加强修养政德的办法来感化吴国人。每当与吴军交战，一定要定好日期再交锋，不做那些偷袭的事。若是临阵抓到俘虏，军政官将要杀掉他们，羊祜就说着：“这些人都是为节操而死的臣子。”一边流着眼泪，并亲自予以殡敛，接济他们的家人。家人来迎丧，一定要尊礼送归。吴国的将领如有人来投奔，就遂他们的心意，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是想回吴国，就给他们放行。某吴将有两个小孩儿都很小，在边境上玩耍，被羊祜的部下俘获。过了一个月，他们的父亲以为已经死了，便为他们发丧。羊祜亲自辛苦供养他们，把他们送回去。他们的父亲后来感激羊祜的恩德，带领二个孩子前来投降。这样，陆抗便常对他的部下说：“人家一味讲德行，我们却一味地用暴力，这样，不交战我们也输了。你们各自守卫疆界，不要贪求小利就行了。”陆抗称赞羊祜道：“羊叔子【羊祜】比起乐毅、诸葛亮来也毫不为过。”陆抗临死时，对吴王孙皓说：“西陵、建平是国家的门户，处在长江上游，两面受敌。我的父亲陆逊曾经在临死时嘱咐：西陵是国家的西大门，如果那里发生不测，就当用全国的力量把它夺回来。我冒昧地认为，众侯王年纪还小，没管理过国家大事，请求节俭他们的一切开支，以此确保战场上的支出。”

    晋国南征大将军羊祜到朝中，秘密陈述伐吴的计谋，让王濬在蜀地造船。

    大船长上百步，上面都建造上城楼，四面开门，船头画上怪兽图案，说是要镇慑江神。每条船上能容纳两千多人，都能在船上骑马来往。王濬造船时砍削的木片顺流漂到东吴，建平太守吾彦捞起木片呈给吴王孙皓，说：“晋国一定有攻打吴国的计划，应当增加建平的兵马。晋国拿不下建平，就不敢渡江。”吴王孙皓不听。吾彦于是就锻造铁链和锥刺拦在江上，来阻挡晋军。

    王濬听到这个消息，就造大木筏，上面扎上草人，命令识水性的人驾筏在前开路，遇到铁链就用大火炬烧化它。除掉这些障碍就开始发兵，结果很顺利，和王濬预料的一样，没有一点意外情况。晋太康元年，安东将军[杜预]攻陷横江，龙骧将军王濬攻克建平、丹阳二城。杜预又派遣轻兵八百人乘小船偷偷渡江，抵达乐乡屯在巴山上，悬张旌旗，燃起大火，令其毫无防备。攻打公安的时候，众将都说这足百年未有的大战，不能全胜，而且春水正起，不能长久作战，应当等待冬季来临，再大举进攻。杜预分析道：“乐毅凭借济西一仗打败了强大的齐国。现在军威已经大振，势如破竹。经几次战役之后，吴军营垒只能应刃而解。陆抗上表奏于孙皓的说法，皇上深以为然。”吴国派张悌、沈莹渡江，沈莹对张悌说：“晋国在蜀地造船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倾举全国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万里边境同时起兵。并且动用益州的全部军队，渡江而下，我国上游各地守军毫无防备，恐怕长江沿岸的众多城池都抵御不了晋军的进攻，晋国的水军一定会打到这里。应当保存实力等待晋军到来，打一场硬仗。如果是打败了晋军的话，长江西岸自然肃清。

    这样上游关隘即使被攻破，还可以再夺回来。现在渡江应战，不能确保获胜，如果万一失败，大业就彻底丧失了。”张悌不听。于是倾尽所有的兵力渡江进逼。晋不去交战，吴军后撤时乱了阵脚，晋军趁机攻打，大败吴军。吴王孙皓于是向王濬投降。八万军卒乘大船叫嚷着驶入石头城。孙皓自己绑着双手，拉着棺材来见王濬，王濬烧掉棺材，以示礼敬。后赐予孙皓归命昏的爵位。]

    【经文】

    至晋惠庸弱，胡乱中原，天子蒙尘，播迁江表，当时天下复分裂矣。出入五代，三百余年。隋文帝受图，始谋伐陈矣。尝问高颖取陈之策，颖曰：

    “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贼必屯兵坚守，足使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贼以为常。后果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吾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

    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其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上行其策，陈人益弊。后发兵，以薛道衡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兼掌文翰。及王师临江，高颖召道衡，夜坐幕下，因问曰：“今师之举，克定江东与否？君试言之。”道衡答曰：“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后汉之季，群雄竞起，孙权兄弟，遂有吴楚之地。晋武受命，寻即吞并，永嘉南迁，重此分割。自尔已来，战争不息，否终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将满矣。以运数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兴灭，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俭，忧劳庶政，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上下离心，人神同喷，其必克二也。为国之体，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备员而已。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尚书令江总，唯事诗酒，本非经略之才，萧摩诃任蛮奴，是其大将，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兆，其在不疑。”颖忻然曰：“君言成败，理甚分明，吾今豁然也。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至此也。”遂进兵，虏叔宝。此灭吴形也。

    [议曰：昔三国时，蜀遣宗预使吴。预谓权曰：“蜀土虽云邻国，东西相赖，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孙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与义，道义既建，虽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仗诈力，虽强必败，秦项是也，况乎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连接万里，永相资赖哉！昔九国建合纵之计、而秦人卒并**；嚣述营辅车之谋，而光武终兼陇南。夫以九周之强、陇汉之大，莫能相救，坐观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离弱之心难一故也。而云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岂不诌哉！由此观之，为国之本，唯道义而已，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尽故国也。有矣夫！”]

    【译文】

    到晋惠帝时，惠帝平庸软弱，胡人骚扰中原，天子蒙受侮辱，逃到长江以南，这时天下再次分裂。五代历经三百多年。隋文帝得到图谶，才谋画攻伐陈朝。文帝曾经询问攻取陈朝的计策，高颖说：“长江以北，土地寒冷，农田收割较晚；长江以南，土地温热，水田成熟较早。等到收获季节，再稍微征兵买马，声言要偷袭，敌军必定会屯兵坚守防御，这样就错过收割的好时节。敌军既然聚集军队，我军便解散，多次反复，敌军必然习以为常，然后我们再聚集军队，这时敌军必然不相信，在其犹豫之际，我军再渡江登陆作战，士兵的士气必然更加高涨。又因为江南土层浅，住的多是茅舍，所有的储蓄积聚，都不是放在地窖中。我们再秘密派人顺风放火，等到他们再修建好，就再放火，不用几年，国内财力自然匾乏。”隋文帝采用高颖的计策，陈朝士兵益发疲弊。然后文帝发兵，派薛道衡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并掌握公文。等到文帝的军队兵临长江，高颖召见薛道衡，在大帐中夜坐，问道：“现进军能够打败江东吗？你试着说一说。”薛道衡回答：“凡是讨论大事的成败，必须用理论去推断。禹贡所居住的九州，本来是君王的疆土。后汉末期，豪杰举兵蜂起，孙权兄弟于是占据吴、楚的土地。晋武帝即位，立即吞并吴、楚，到永嘉南迁时，又分裂开来。从那时以来，战争不断，战争之后必然是和平，这是永恒的天理。郭璞曾说：‘江东偏安三百年后，还要与中原合并，现在运数将满。从运数来说，必然打败陈朝，这是一。有德的人昌盛，无德的人灭亡。自古以来兴衰盛败都没有脱离这个规律。皇上恭敬爱民，提倡节俭，整天为黎民百姓国家大事操劳，陈后主却修造官室，雕镂宫墙，沉迷酒色，臣民不和他同心，百姓神灵都很愤怒，这是陈朝失败的第二条理由。建立国家的体制，必须任用可以托付大事的大臣，而陈朝的公卿大臣，只是充数而已。提拔小人施文庆，委以重任，尚书江总，只会吟诗喝酒，不是胸有韬略的人，萧摩诃任用野蛮落后的部族，这样的人不足以担当大任。这是能大败敌军的第三条理由。我军有道，力量强大，敌军无道，力量弱小。估计敌军拥有士兵不过十万，西起巫峡，东到沧海，分兵把守，势力就孤弱，聚兵守一地，就会顾此失彼，这是能大败敌军的第四条理由。大军席卷江南的先兆在于对形势不迷惑。”高颖高兴地说：“你分析作战的成败，条理很分明，我现在豁然开朗了。我本来用才能学问的事来请教你，想不到你的筹谋韬略达到这样高的程度。”于是进兵江南，俘虏了陈叔宝。这是与消灭吴国情况相类似的。

    [从前三国的时候，蜀国派宗预出使东吴。宗预对孙权说：“蜀国在地理上与东吴虽然是相邻的两个国家，但东西两国都要相互依存。吴国不能没有蜀国，蜀国也不能没有吴国。”孙盛说：“帝王自保王室，只有仰仗道义，道义已经树立起来，即使小国也能变成大国。殷、周的兴起就是这样。假若仰仗欺诈的力量，即使强国也会衰败。秦皇、项楚就是这样。更何况是地处偏远的小国，依恃山水的险固，却要联合万里之远的地方，相互永远凭靠呢？

    从前六国用合纵的计策，可秦国还是最终统一了天下。隗嚣、公孙述经营联合的谋略，光武帝刘秀却终究兼并了陇、蜀之地。凭六国的强大，陇汉的广阔，都不能相互救援，各自坐视盟友被杀戮和倾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道德的根基不牢固，分离、衰弱的人心难以一致的原因。宗预却说‘吴国不能没有蜀国，蜀国不能没有吴国’的话，这不是有点陷媚之态吗！因此看来，治理国家的根本唯有道义，君王如果不修养政德，自己跟前的人也都会成为敌国的人。有过这样的情况啊！”]

    【经文】

    自隋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统一。论曰：《传》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又曰：“大都偶国，乱之本。”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勿亲夷狄，良有以也。何者？

    贾生有言：“臣窃迹前事，夫诸侯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因梁则又反；鲸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亦可知已。欲诸侯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殂醢，则莫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则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此观之，令专城者，皆提封千里，有人民焉，非特百里之资也，官以才，属肺附，非特母亲之疏也。吴据江湖，蜀阻天险，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连郡，形束壤制，非特偶国之害也。若遭万世之变，有七子之祸，则不可讳，有国者不可不察。[魏明帝问黄权曰：“今三国鼎峙，何方为正？”对曰：“当以天文正之。往年灾祸守心，而文帝崩，吴蜀二国主无事，由是观之，魏正统矣。”]

    【译文】

    自从隋文帝十年灭掉陈，到现在的开元四年已经有126 年了，天下一直是统一的。《左传》说：“国都面积超过一百雉是国家的祸患”又说：“大的都城同同都一样大是国家败乱的根本。”古代的诸侯国面积不过百里，不分封山海，不许亲近夷族。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贾谊说：“我私下观察前代情况，发现诸侯势力强大的先谋反。淮阴王在楚地势力最强，最先谋反；韩信依靠胡人又谋反；贯高靠赵国的资助谋反；陈豨士兵精良，因而又谋反；彭越靠梁国的帮助谋反；黥布用淮南的军队谋反；卢绾势力最弱小也最后谋反。长沙王拥有两万几千户的封赏，功劳最少却最能保全自己，势力最弱却最忠诚。这不是各人的性情不同，是形势使然。假设让樊哙、郦生、周勃、灌婴各拥有几十个城池称王，现在国家残破灭亡，也是可以让人相信的事；让韩信、彭越之辈，位居最高的候位，即使是现在，他们的势力还会存在。既然这样，那么治理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晓了。要想让诸候都忠诚顺服，就不如分封象长沙王那样的诸湖国；想要让臣下免受殂醢的下场，就不如让他象樊哙、郦食其那样被杀；要想让天下长治久安，就不如多分封诸昏，削弱他们的势力。”从这里可以看出，让统治一地的地方长官，统治疆域扩大到上千里，拥有了很多百姓，这就不仅仅是“都城过百里”的谋反之资了。他们居官任用贤才，培植亲信，就不仅仅是不亲和夷狄那样的孤立状态了。吴国占据长江、鄱阳湖，蜀国依靠天然的险阻，这不仅仅是依靠山河为凭借；横跨州郡，进行治理，不仅仅是城池象国都一样大所带来的害处。

    假如国家遇到颠覆的变故，有吴楚七国之乱那样的祸患，这话就不好说了，当权的人是不可不明察的。[魏明帝问黄权说：“现在三国鼎立，哪一方是正统？”回答说：“应当用天象勘验，从前荧惑星罩守心星，而文帝驾崩。吴、蜀二国主都平安元事，因此说，魏国是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