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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序--赵 蕤(2/2)

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方法。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正因如此,所以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治理的方法却一定不同;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名号却往往有别。这难道不是用时因地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

    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摄的手段;强同的统治采取强迫的办法。之所以要这样,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更换。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据此来看,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应当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摄手段则将谬误百出。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而要遵从先王的传统,广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这就好象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难道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

    霸道是一种混杂不清的政治,也就是说,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用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求成就事业,不问为什么成就;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顾细微末节的弊病。但是这种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同一的。

    我担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学识局限,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来专门阐述长短术,用以分析通变的道理,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为十卷,书名称《反经》。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讨论如何巩固统治的根基,改革时弊,拨乱反正,挽救国家之败局。所叙各篇,都是吸取先前经验教训的深远谋略,是经邦济世的真理。我并不想借此来哗众取宠,博取虚名。把我的见解披露出来,为的是抛砖引玉,以待后世明哲的俊杰继往开来。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好好读读这本书,那我就深感荣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