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未仕的人只顾结交党类，国君修订法律以诛戮臣下，臣下畏惧而不敢违拂君命，这是第四种祸患；国君自以为神圣而聪明，而不过问国事，自以为安稳而强盛，而不作防御准备，四面邻国在图谋攻打他，而尚不知戒备，这是第五种祸患；所信任的人不忠实，而忠实的人不被信任，这是第六种祸患；家畜和粮食不够吃，大臣对于国事不胜使令，赏赐不能使人欢喜，责罚不能使人畏惧，这是第七种祸患。

    治国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必定亡国；守城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国都必定倾毁。七种祸患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有祸殃。

    五谷是人民所仰赖以生活的东西，也是国君用以养活自己和民众的。所以如果人民失去仰赖，国君也就没有供养；人民一旦没有吃的，就不可使役了。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五谷全部丰收，国君就可兼进五味。若不全都丰收，国君就不能尽其享受。一谷无收叫做馑，二谷无收叫做旱，三谷不收叫做凶，四谷不收叫做匮，五谷不收叫做饥。

    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旱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凶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匮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饥年，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国君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大夫不听音乐，读书人不上学而去种地，国君的朝服不制新的；诸侯的客人、邻国的使者，来时饮食都不丰盛，驷马撤掉左右两匹，道路不加修理，马不吃粮食，婢妾不穿丝绸，这都是告诉国家已十分困乏了。

    现在假如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把孩子掉到井里，那么这位母亲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现在遇到饥年，路上有饿死的人，这种惨痛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能忽视这种局面吗？年成好的时候，老百姓就仁慈驯良；年成遇到凶灾，老百姓就吝啬凶恶；民众的性情哪有一定呢！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年。

    所以说：财用不足就注重农时，粮食不足就注意节约。因此，古代贤人按农时生产财富，搞好农业基础，节省开支，财用自然就充足。所以，即使前世的圣王，岂能使五谷永远丰收，水旱之灾不至呢！但（他们那时）却从无受冻挨饿之民，这是为何呢？这时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俭朴。《夏书》说：“禹时有七年水灾。”《殷书》说：“汤时有五年旱灾。”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的了，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这是何故呢？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很节俭。所以，粮仓中没有预备粮，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兵库中没有武器，即使自己有义也不能去讨伐无义；内外城池若不完备，不可以自行防守；心中没有戒备之心，就不能应付突然的变故。这就好像庆忌没有逐走要离之意，就不可轻出致死。

    桀没有防御汤的准备，因此被汤放逐；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因此

    被杀。桀和纣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被方圆百里的小国之君所灭，这是为何呢？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却不做好防备。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粮食是国家的宝物，兵器是国家爪牙，城郭是用来自我守卫的：这三者是维持国家的工具。

    所以说：拿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耗尽国库中的贮藏，用以置备车马、衣裘和稀奇古怪之物；使役卒和奴隶受尽苦难，去建造宫室和观赏游乐之所；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制很多衣服。活着时修造台榭，死后又修造坟墓。因此，老百姓在外受苦，内边的国库耗尽，上面的君主不满足其享受，下面的民众不堪忍受其苦难。所以，国家一遇敌寇就受损伤，人民一遭凶饥就死亡，这都是平时不做好防备的罪过。再说，粮食也是圣人所宝贵的。《周书》说：“国家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国家就不可能成其为这一君主的国家了；家庭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子女就不能做这一家的子女了。”这就叫做“国备”（国家的根本贮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