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九汉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1]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 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1]冬季，十月，汉武帝下诏，令大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武帝亲自出题，围绕着古往今来治理天下的“道”，进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说：“所谓的‘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功绩。凡是君主，没有人不希望自已的国家能安宁长存，但是政治昏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用人不当，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灭亡。周王朝有幽王、厉王时期出现衰败，并不是由于治国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厉王不遵循治国之道。到了周宣王在位时，他仰慕过去先王的德政，恢复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弥补残缺，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代的王道再次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说：‘人可以发扬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 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换代，统治权就不会丧失；君主的作为悖理错误，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肃四方的夷狄各族。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肃完毕，远近没有胆敢不统一于正道的，就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因此阴阳谐和，风调雨顺，生物安和相处，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辛福的东西和可以招致吉祥事，全都出现，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这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捍，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也不出现图画，我算完了！ ’他认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这些祥瑞，但因为身分卑贱不能招致，而感到悲哀。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致祥端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头脑聪明而心地善良，爱护百姓而尊重贤士，可称得上是仁义君主了。但是，天地没有相应的表示，祥瑞没有出现，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同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筑成堤，就不能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为王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根本大事的。建立太学，以便在都城兴起教化，兴办学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开导民众，当时的刑罚很轻而没有人触犯法禁，其原因在于推行了教化而社会风俗很好。圣明的君主继承乱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残余全部扫除，还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见明效，好的社会风俗已经形成，子孙后代沿袭不变，实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毁弃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实行不顾长远、只顾眼前的统治方法，所以立国仅有十四年就灭亡了。秦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清除，导致社会风俗浅薄恶劣，百姓不讲忠信德义，抵触冒犯，殊死反抗，风俗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我私下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琴瑟声音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可以弹奏；实施统治遇到了阻碍，严重时一定要加以改变，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自从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国家，但至今没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于应当实行改革的时候而没有实行改革。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时就学习知识， 成年后就给他官位以磨砺他的才能，颁给爵位俸禄以培养他的品德，实施刑罚以威慑他的罪恶念头，所以，百姓才能通晓礼义，而以冲犯君主为耻。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了礼和乐来修饰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没有人犯罪，监狱空虚长达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浸润和仁义的流布，而不止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注重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罚，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弄虚作假，追逐财利，毫无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死人相连，但是犯罪却没被制止，是风俗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服从的，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一书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的知识，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希望陛下能依据所听到的道理，真诚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您与圣明的三王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呼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由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能之臣， 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所以，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常常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学识渊博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类拔萃的人杰了。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传播教化；所以，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残酷地虐待百姓，与坏人勾结，贪求财利，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十分不合陛下的心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 谓功者，比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 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资财为条件，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也仍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才，即使是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因此，廉洁与耻辱相互转化搀杂，贤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伪。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呼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 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徽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惧的原因。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快乐而不**，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 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崐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 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呼！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 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比得上他们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袷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百姓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来了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辅政的方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 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方向不同，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　　《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 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分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擢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董仲舒从小研究《春秋》。孝景帝时做了博士官，进退举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礼法的事，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尊敬他。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国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刘非。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礼义来辅佐纠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促舒。

    [2]春，二月，赦。

    [2]春季，二月，汉武帝颁布赦令。

    [3]行三铢钱。

    [3]朝廷发行三铢钱。

    [4]夏，六月，丞相卫绾免。　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 武安侯田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4]夏季，六月，丞相卫绾被免职，丙寅（初七），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做丞相，任命武安侯田做太尉。武帝一向看重儒求，窦婴、田都喜好儒求，极力推荐代地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推荐兰陵人王臧担任郎中令。赵绾奏请兴建明堂以接受诸侯王的朝见，并且向武帝推荐了他的老师申公。秋季，武帝派出使者带着表示礼聘的帛和玉璧，驾着安车驷马去迎接申公入朝。申公到了京城，拜见武帝。武帝询问关于国家治乱*的事，申公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回答说：“治理天下的人，不以说得多为完善，只看努力实干得怎样罢了。”这时，武帝正喜爱文辞，看到申公的对答，沉默不语；武帝虽然对申公的对答不满意，但既然已把他招来了，就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安顿他住大鲁王在京城的官邸中，商议有关兴建明堂、天子视察各地、改换历法和服色等事情。

    [5]是岁，内史宁成抵罪髡钳。

    [5]这一年，内史宁成犯罪，被判处髡钳刑。

    二年（壬寅、前139）

    [1]冬，十月，淮南王安来朝。上以安属为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见谈语，昏暮然后罢。

    二年（壬寅，公元前139年）

    [1]冬季，十月，淮南王刘安来朝见武帝。武帝因为刘安从辈份说是叔父，而且有很高的才能，很尊重他，每当安闲无事时，召他来交谈，总到黄昏后才停止。

    安雅善武安侯田，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与语曰：“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安大喜，厚遗金钱财物。

    刘安一直与武安侯田友好，他来京朝见时，武安侯到霸上迎接他，告诉他说：“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子，广行仁义，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假若皇帝突然去世，除了大王之外还有谁能继承帝位呢！”刘安闻言大喜，赠送给田丰厚的金钱财物。

    [2]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2]太皇窦太后喜好黄老学说，不喜欢儒家学说。赵绾奏请， 国家政务不要再向太后奏报，窦太后勃然大怒说：“他想做第二个新垣平吧！”窦太后暗中搜集到赵绾、王臧贪赃的证据，以此责备景帝用人不当；景帝就废止了兴建明堂的事，赵绾等人主张的一切都被废止。赵绾、王臧被交付官吏处置，他们都自杀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被免职，申公也以有病为借口，被免职归家。

    初，景帝以太子傅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万石群无文学，而恭谨无与比。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责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皆以孝谨闻乎郡国。及赵绾、王臧以文学获罪，窦太后以为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建在上侧，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上以是亲之。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

    当初，汉景帝因为太子太傅石奋及其四个儿子，都有二千石的官秩， 就总计他一门父子五人的官秩之和，称石奋为“万石君”。万石君没有文才学问，但恭敬谨慎却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子孙做小官，回来看望他，万石君必定身穿朝服以礼相见，不叫他们的名字。子孙有了过错，他不加以责备，而为此离开正室坐到厢屋中，对着桌子不吃饭；然后，儿子们互相批评，有过失的人通过长辈人来求情，并且袒露上身前来请罪，表示一定要改正，石奋才答应他的要求而进餐。已经成年的子孙在身边，石奋即使闲居无事，也必定衣冠整齐。他主持丧事，表情极为悲痛。子孙遵循他的教导，都以孝顺谨慎闻名于各地。等到赵绾、王臧因有文采学问却犯了罪，窦太后就认为儒生富于文采却欠缺质朴，现在万石君一家人不多说话却能身体力行，就任命他的大儿子石建担任郎中令，任命他的小儿子石庆担任内史。石建在武帝身边任职，发现了应该进谏的事，让人回避之后，他对武帝畅所欲言，十分尖锐。到了朝廷上与百官朝见武帝时，石建却像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武帝因此很亲近他。石庆曾担任太仆，为武帝驾车外出，武帝问有几匹马拉车，石庆举起马鞭一一点数马匹后，举起手来回答：“有六匹马。”石庆在石奋的儿子中是最为随便的，做事还如此恭敬谨慎。

    窦婴、田既免，以侯家居。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士吏趋势利者，皆去婴而归，日益横。

    窦婴、田被罢免之后，以列侯的身份闲住在家中。 田虽然不担任官职，但因有与王太后是同母弟的关系，仍得到皇帝的亲近宠幸，多次议论国事大多被采纳；趋炎附势的士人和官吏，都离开了窦婴而归附田，田一天比一天地骄横起来。

    [3]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3]春季，二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4]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许昌为丞相。

    [4]三月，乙未（初四），武帝任命太常柏至侯许昌担任丞相。

    [5]初，堂邑侯陈午尚帝姑馆陶公主嫖，帝之为太子，公主有力焉； 以其*女为太子妃，及即位，妃为皇后。窦太主恃功，求请无厌，上患之。皇后骄妒，擅宠而无子，与医钱凡九千万，欲以求子，然卒无之；后宠浸衰。皇太后谓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耳，宜深慎之！”上乃于长主、皇后复稍加恩礼。

    [5]当初，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刘嫖下嫁给堂邑侯陈午，武帝能得以立为太子，馆陶公主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公主把她的女儿嫁给太子做正妃，等到武帝即位称帝，妃就做了皇后。窦太主即馆陶公主刘嫖，自恃授立武帝有功，无休无止地请求赏赐、干预国政，武帝对她很不满。陈皇后骄横嫉，独占君宠，却没有生育孩子，给医生的费用合计九千万，想求得生下儿子，但是终究没有生育；对陈皇后的宠爱渐渐衰退。皇太后对武帝说：“你刚刚做上皇帝，大臣还没有归附你，就先兴建明堂，太皇太后已经很恼怒了；现在又得罪窦太主，必定会受到重责。妇人的性情是容易高兴的，你应该慎之又慎！”武帝于是就对窦太主、陈皇后母女俩又稍稍以恩礼相待。

    上祓霸上，还，过上姊平阳公主，悦讴者卫子夫。子夫母卫媪，平阳公主家僮也；主因奉送子夫入宫，恩宠日隆。陈皇后闻之，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

    武帝到霸上举行祓除仪式，返宫途中，去看望他的姐姐平阳公主， 看中了平阳公主府中的歌女卫子夫。卫子夫的母亲卫媪，是平阳公主家的奴婢；平阳公主就把卫子夫送入宫中，卫子夫日益受到武帝的宠幸。陈皇后得知，极为恼怒，好几次几乎给气死；武帝对陈皇后更为恼怒。

    子夫同母弟卫青，其父郑季，本平阳县吏，给事侯家，与卫媪私通而生青，冒姓卫氏。青长，为侯家骑奴。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篡取之。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赏赐数日间累千金。既而以子夫为夫人，青为太中大夫。

    卫子夫的同母异父弟卫青的父亲郑季，本来是平阳县的县吏， 去平阳侯家中供职当差，和卫媪私通而生了卫青，让他昌充姓卫。卫青长大了，在平阳侯家中当骑奴。大长公主刘嫖抓住卫青囚禁起来，想杀了他；卫青的好友骑郎公孙敖和勇士把他给抢了回来。武帝得知此事，就召见卫青并任命他为建章宫的宫监，还给他侍中的官衔，几天之内给卫青高达上千金的赏赐。不久，武帝立卫子夫为夫人，任命卫青为太中大夫。

    [6]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6]夏季，四月，夜间出现了一颗光亮如同太阳的异星。

    [7]初置茂陵邑。

    [7]开始设立茂陵邑。

    [8]时大臣议者多冤晁错之策，务摧抑诸侯王，数奏暴其过恶，吹毛求疵， 笞服其臣，使证其君；诸侯王莫不悲怨。

    [8]当时，朝廷大臣的议论中多对晁错提出削藩之策被杀而表示冤枉，一心摧残和抑制诸侯王，经常弹劾揭露诸侯王的过失和罪恶，甚至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用笞刑罚威逼诸侯王的臣子屈服，迫使他们证明诸侯王有过失和罪恶；诸侯王没有一个不为此而悲愁怨恨。

    三年（癸卯、前138）

    三年（癸卯，公元前138年）

    [1]冬，十月，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上置酒， 胜闻乐声而泣。上问其故，对曰：“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臣得蒙肺附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臣窃伤之！”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

    [1]冬季，十月，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济川王刘明来京朝见武帝。武帝设酒宴款待，刘胜在席间听到音乐声就哭了起来。武帝问他为什么哭，刘胜回答：“悲伤的人听不得抽噎的声音，忧愁的人听不得叹息的声音。现在我心中积压了许多忧伤，每当听到幽妙精微的音乐，不知不觉地就会涕泪横流。我有幸得到朝廷重用，受封为东方的藩臣，从亲属关系说来，又是皇上的哥哥。现在朝廷群臣与皇上之间没有血缘亲情，没有承担国家的任何重任，却结成朋友党发出偏私的议论，相互勾结，使宗室皇族受到打击和排斥，骨肉亲情冰雪般融化，我私下为此而悲伤！”他就把官吏侵夺欺凌诸侯王的事，一一向武帝奏报。于是，武帝就增加诸侯的礼遇，废止了有关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文书，对诸侯王施行优侍亲属的恩惠。

    [2]河水溢于平原。

    [2]黄河在平原郡泛滥成灾。

    [3]大饥，人相食。

    [3]发生了大饥荒，人吃人。

    [4]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4]秋季，七月，西北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异星。

    [5]济川王明坐杀中傅，废迁房陵。

    [5]济川王刘明因杀死中傅而犯罪，被废去王位，流放到房陵县。

    [6]七国之败也，吴王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 闽粤从之，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田，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自秦时弃不属，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庄助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其众来，处于江、淮之间。

    [6]七国叛乱失败时，吴王的儿子刘驹逃亡到闽越，怨恨东瓯诱杀了他的父亲，经常怂恿闽越进攻东瓯。闽越王听从了刘驹的意见，发兵包围了东瓯都城，东瓯王派人向天子告急求援。武帝征询田的意见，田回答说：“越人相互攻击，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又多次叛服不定，从秦朝时就被放弃，不属于中国，不值得烦劳中原朝廷去援救他们。”庄助说：“现在只怕力量小不能前去援救，朝廷德薄不能保护他们；假如能做到这些，为什么要抛弃他们呢！况且，秦朝连整个都城咸阳都抛弃，何止是抛弃了越人呢！现在东瓯这样的小国因走投无路来向朝廷告急，如果陛下不去救援，他们还能去何处求援告急呢；陛下又怎样能使天下万国臣服呢！”武帝说：“太尉的见识，不值得我和他商议国家大事。我刚即位，不想用虎符征发郡国的军队去打仗。”于是派庄助持皇帝的符节去征发会稽郡的军队。会稽郡的郡守本想依据不见虎符不得发兵的法令，不给庄助征发军队，庄助杀了一位司马官，把武帝的意思告知郡守，于是发兵渡海前来援救东瓯。汉军尚未达到，闽越就领兵撤走了。东瓯请求全国人内迁中原归顺朝廷，得到朝廷批准之后，东瓯王领着所有部众迁来，他们被安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

    [7]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7]九月，丙子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8]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然相如特以辞赋得幸；朔、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朔亦观上颜色，时时直谏，有所补益。

    [8]武帝从刚即位开始，就在招徕选拔博学有才智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天下士人很多人向朝廷上书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自我标榜和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武帝从中选拔杰出的人才给以宠信重用。庄助第一个被提拔，以后又招致了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都成了武帝的左右亲信，武帝经常命令他们与朝廷大臣辩论，中朝官与外朝官用义理文辞相互驳难，外朝大臣多次被驳得无法对答。但是，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幸；东方朔、枚皋的论点没有根据，喜欢幽默嘲讽，武帝仅把他们视做演戏的艺人收养，虽然经常赏赐财物，终究不把国事朝政委托他们处理。东方朔同样对武帝察颜观色，经常利用时机直言进谏，对朝政发挥了一定补益作用。

    是岁，上始为微行，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与左右能骑射者期诸殿门。常以夜出，自称平阳侯；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驰骛禾稼之地，民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