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自然也会有人不以为然。不过他若能想上一想：程高伪续的文化流毒，酷烈了二百多载，直到今日还在被人宽容着颂美着，誉为“伟大”过于原著，云云，那么我们对刚兴未久的探佚之 学采取一些适度的宽容，就反而不行了吗？我们不是提倡讲科学讲道理的良好学风吗？
探佚新学科虽说是建立未久，它的根源却也悠远，实际从乾隆末期程高本一印行，就引起了学人的思索，今日我们已经可以征引十多家的文字记载，一致证明了在120回“全本”之外，另有一种旧抄本，约有16册分订，共约30回书，内容与程高本迥然绝异。这种抄本，有的称为“异本”，有的称为“旧时真本”。尽管有人不相信那就是雪芹原著(以为也是一种“续书”)，但记载者提出了“真本”一称，却十二分重要，这重要在于：讲“异本”的还可以解成是“好奇”，而提出“真本”的这个事相，却的的确确地反映出当时文人读者界的寻真与打假的认识与要求了！这一点方是我国小说史(文化史)上的头等大事，忽视了它的意义，就只能落于“看闲书解闷儿”的文化层次，那自然就再不必深谈什么真妄是非了。
我自己“失足”于红学的“考证派泥坑”里将近半个世纪，不知陷溺于此者究为何故？如今一回顾，原来是由胡适先生争论版本真假的问题，引发了我的要把真作者曹雪芹的时代、家世、生平、思想、文字……一切一切，都弄个清楚的大愿与虔心。直到1953年拙著《红楼梦新证》问世，评论界毁誉百端，捧场的惠以齿牙，说是“材料尚称丰富”(何其荣也！)，可是绝无一人说过《新证》的唯一而总括的目的就是寻真打假。更奇的是，寻真不对了，打假更错了，我的揭露批判程高伪本倒是犯了错误——“太偏激了”。
在真伪问题上，还发生“偏激”与否的评议，那么可知反“折衷主义”白白反了许多年，假的到底该打还是该赞？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有半点糊涂。我“坦白”了上述的思想，就是为了说明：我对探佚学的态度是有其根由的——此外并无别意。
从我自己的经验体会来说，探佚毫无奥妙或神秘可言，更非那种讥为“占卜”者所理解的那样“迷信骗人”。探佚的主要依据是雪芹的笔法与脂砚斋的批点。在此以外，参考见过真本异本的人的诗文记叙。雪芹笔法中一大特色是前面“闲文”处处都是后文的伏线。
伏线，即“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法，此法中华小说独擅，而雪芹将它运用发展到精妙绝伦的奇境地步，万人难及！鲁迅先生是最早认识此一要义的，所以他评价续书时明确提出要看是否与原书伏线背与不背，以此作为尺码标准(具见《中国小说史略》第24章)。这其实也就是探佚学之所以产生、建立的根本来由与科学依据。那种讥探佚为“占卜”的，恐怕是对这些道理没有领会能力之所致，故而出语轻薄，“俏皮话”骂人，他们实在没读懂雪芹的那支笔，应当下虚心，也该向鲁迅学习。脂批只是随文信笔，偶然逗漏了一鳞半爪，却令我们感受到丘壑深幽，情景层叠。脂砚并非“卖关子”，故弄玄虚，弄什么“悬念”吊人的胃口，一点儿也不是；只是因为自己深感于前后文兴衰呼应，情节笔致的令人无限感叹而涉及了她所熟知的后文的某些实况——她当时是从原书未毁的整体讲话作批的，自然还不曾预料到此整体会痛遭劫数而后人是看不到后半部分的了！这就是那种一鳞半爪的偶然性的性质与情势的实际。她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想不到)要为后人提供“源源本本”的详细的探佚“资料”。
正因如此，伏线的暗示性与批点的偶然性合在一起，才使得致力于探佚工作的人对它们需要寻求正确的理解、破译，这已是一层高智慧的工作要求了，更难的是又不止于是一个一个的个别的人物、事件的探佚，还需要巨大的繁复的组联结构上的整体思维——《石头记》是个最丰富巨丽的伟大整体，并非支离破碎的一般篇幅的小说可比。因为这个重要的原由，我们不能不用推考、想象、假设等合理符情的“补充”来联缀那些伏线与透露。
这样的想象与假设，不同于胡乱猜臆，而是一种研究积累的成果的表现形态；它还不是结论定论，但它实际是一个初步的、相当可能的寻真步骤或阶梯，纵使未达顶颠，却己指向了目标，接近了鹄的。
这所谓的想象与假设，都不是悬空而生的，它们是具有识力悟力的学人对原著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深细的玩味之后而产生的灵智活动。
提到“玩味”二字，这就触及了中华文化文学的最为关键的特点问题。“含英咀华”，咀含就是玩味其最大最美的特点特色，这种特点特色之美，不懂得玩味的人永远理解不到的，他会认为天下不存在这种道理与事实。
伏线有的十分明白，但不经玩味就等于设伏之苦心密意，一切徒然，化为无有了。比如雪芹原书《情榜》，原从《水浒》得思，特以108位“脂粉英雄”(秦可卿之语也)与108条“绿林好汉”构成奇妙的对仗美学，而他写108位女子，早在开卷即设伏笔，说娲炼大石，高经12丈，方经24丈，而脂批点破：“十二，应正钗之数，二十四，应副钗之数”——此二十四，乃四方形之一个边长，四个边长为24×4＝96，也就是说，十二正钗之外，各级副钗(又副、三副、四副……总括在内为“副”)共有九十六位，而九十六加十二(96＋12＝108)，恰好也就是一百零八的大数(12，阴数之极，9，阳数之极，二者相乘，代表“最多”，乃象征数字，作实数看就冬烘了)。
108位女子，个个不幸悲惨，这才是“千红—窟(哭)”“万艳同杯(悲)”的著书总意旨，大思想，深感情，妙笔墨。
所以，我们的探佚，并不是“占卜”，对之横加轻薄，是自外于寻真打假的重大工作了。
我们还没能寻得全部的真，可是确已寻到了不少的真之某部分，而这已然起了极有力的打假作用。至于作家刘心武对秦可卿的研著，我最早表示支持，自觉得这是我应做的事。我的动机仍然是那个五十年来的总根由。心武写的是小说，我绝不从文艺角度妄置一词，赞成他对可卿的疑案作作探究。目前，也不想就他的研究新动向妄加评论。梁归智教授希望他注意一个“度”字，这也是金石良言， 是与人为善的诤友益友的榜样，我也是不会把善意看作是“冷水”的。艰难的红学与探佚学啊！你太不容易了，你听了比“四面”还多的“八画楚歌”。还是一日照、肥料、照料，而健康茁壮地成长吧，多么十足珍贵的一门中华文化上必需而勿懈的寻真打假的学术啊，争取更多学人读者的关怀与支助吧。
甲戌七月中元节挥汗草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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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一家之言”，原是很高的评价，是说著述能自成一家，堪树一帜之意。现今反用为“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了。
[注二]疑王先生在这点上是受了吴世昌的影响，其实是讲不下去的。脂批早已指出，此二句实为“生非其地”之义，与“生不逢辰”并为雪芹主旨所在，盖书中女子皆非时非地之悲剧人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