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承友人段启明同志提供了一项《石头记》异本的资料，很可宝贵，因撰小文，以备研者参考。
先说一说此事的原委。一九五二年春夏之间，我由京入蜀，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安顿在华西坝。第一位来访的客人是凌道新同志，我们是南开中学、燕京大学的两度同窗，珍珠湾事变以后，学友星散，各不相闻者已经十多年了，忽然在锦城相值，他已早在华大任教，真是他乡故知之遇，欣喜意外。从此，浣花溪水，少陵草堂，武侯祠庙，薛涛井墓，都是我们偕游之地。倡和之题，也曾共同从事汉英译著的工作，相得甚欢。当年秋天，院校调整，他到了重庆北碚西 南师院历史系；我到四川大学外文系，仍在成都。一九五四年上元佳节，道新邀我到北碚小住，并备酒肴，请师院的多位关怀红学的教授相聚，记得其中有吴宓、孙海波、吴则虞诸位先生。蒙他们热情相待，并各各谈述了关于红学的一些轶闻掌故和资料线索，也可算是一时之盛。
就中，吴则虞先生着重谈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记的那个异本。他并说，李氏所记的“朱莲坡太史”，犹有后人，此本或还可踪迹。这事印象很深，一直存在想念中。
一九五四年夏初，我回到北京。其后，吴则虞先生也奉调入京，在哲学研究所工作。大约到六一、六二年间，我又请吴先生用书面为我重叙旧谈，留为考索 的资料，蒙他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记述了朱氏后人的名、字、学历、职业、经历、为人的性格、风度，后来的下落，异本的去向……。这封长信，是一项很难得的文献史料，可惜我后因事故，很多信函资料被弄得七零八落，竟无可再寻。我只记得，吴先生所说的这位朱氏后人，是他的中学时期的业师，有才学，但落拓不羁，不易为人所知重，最后似流落于西南，有可能在重庆一带，书物似乎也可能落于此方。
再后来，我和启明同志认识了，他对红学也有兴趣，说来也巧，他也是西南师院的老师。他每年冬天回京省亲，有一次，乘他见访之际，就提起上述的这件 事，拜托他在重庆留意探访这个线索。
事情本来是很渺茫的，只是抱着一个万一之想罢了。不料启明后来居然查到了一个头绪。
他因事到重庆，便到重庆图书馆去调查访问。据馆方的同志说：在重庆《新民晚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三版上发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秦可卿淫上天香楼》，署名“朱衣”。全文不长，今迻录于下：
红楼梦一书，尽人皆知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为高鹗所作；而坊间所刊百二十回之红楼梦，其前八十回，究竟是否曹雪芹原著，则鲜有知音。余家有祖遗八十回之抄本红楼梦，其中与现本多有未合者，惜此本于 抗战初首都沦陷时，匆忙出走，不及携带，寄存友家，现已不知归于何人，无从追求。惟忆其中与现行本显有不同者，为秦可卿之死，现行本回目为“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而抄本回目则为“秦可卿淫上天香楼”，书中大意，谓贾珍与秦可卿，在天香楼幽会，嘱一小丫头看守楼门，若有人至，即声张知会，乃小丫头竟因磕睡打盹，致为尤氏到楼上撞见，秦可卿羞愤自缢于天香楼中，事出之后，小丫头以此事由己不忠于职所致，遂撞阶而死。考之现行本，秦氏死后，荣府上下人等闻之，皆不胜纳罕叹息，有诧怪怜悯之意， 一也；开吊之日，以宁府之大，而必设醮于天香楼者，出事之地，二也；尤氏称病不出，贾蓉嬉笑无事，而贾珍则哭的泪人一般，并谓“我当尽其所有”，各人态度如此，可想而知，三也；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钗画册，有二佳人在一楼中悬梁自缢，四也；鸳鸯死时，见秦二奶奶颈中缠绕白巾，五也。凡此种种，皆系后人将曹雪芹原本篡改后，又恐失真，故以疑笔在各处点醒之耳。
据此所叙，这一段故事情节，为向来传闻记载所未见提及，情事文理，俱甚吻合。看守楼门，磕睡误事的小丫头，当即后来触柱而亡的瑞珠。此种细节，拟 非臆测捏造所能有。若然，这部八十回抄本，恐怕是“因命芹溪删去”以前的一个很早的本子。
启明同志和我都认为，这部抄本，很可能就是李慈铭所记的那部《石头记》。因为：一、撰文者署“朱衣”，象是真姓假名的一个笔名别署；二、他说是祖遗的旧藏，并非新获，这与朱莲坡早先在京购得也相合；三、他流寓重庆一带(由报纸刊登此文的时地来看，大致可以如此推断)，与吴则虞先生的说法又正合。由这三点来判断，说这部抄本有相当大的可能即是朱莲坡旧藏本，是不算毫无道理的。
朱衣在文内所说的首都，是指抗战时期的南京。如果他并未作笔端狡狯，真 是遗留寄存于南京友人处，则此本来到西南，仍在“金陵”。那么南京一地，确实有过不止一部与俗本和已经发现的旧抄本都不尽同的宝贵抄本。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个回目原来只见于《甲戌本》的朱批，现在得悉又有“丧”“上”文字之异，则不知是确然如此，抑系朱衣的误记？有了“淫丧”这个先入为主的字样，会认为“上”字是记错写错了；不过我倒觉得“淫上天香楼”颇好，不但含蓄，而且下一“上”字，包括了可卿如何奔赴楼内的过程情节，涵概也多。要说误记误写，那《甲戌本》上的批者事隔多年回忆旧稿，也何尝没有这种可能？历史上的事情常常是比我们有些人习用的“直线推理逻辑”要曲折 复杂得多了，所以不宜武断疑难，并自信为“必”是。
我记下这个线索，希望热心的同志们留意，因为对任何一个异本，我都存着“万一之想”，假如有所发现，对研究工作实在是极大的贡献。
除了感谢启明同志和重庆图书馆，本文略述原委的意思，也在于以此来纪念已故的凌道新同志和吴则虞先生。
因谈版本，连类附及，夹叙一段小文。
在流行的《红楼梦》本子之外，又发现了早先的《石头记》的旧抄本，早已不是新鲜事了。那些发现旧抄本的红学先辈们，功劳断不可没；可惜的是他们工 作做得不多，认识也大有局限。他们当作只属于一种“版本异闻”者有之，较量琐细文字短长者有之，作一点零星考证者有之。我还是最佩服鲁迅先生，他作《中国小说史略》就采用了戚本的文字，并曾表示过，有正书局印行了这部《戚序本》，也还不知究竟是否即为雪芹原本。先生于此，不但绝不武断事情，而且清楚指明：我们最应当注意的是雪芹的原著。先生多次以不同的形式提出，小说最易遭受妄人的胡改乱纂，大声唤醒人们要“斥伪返本”。在当时，哪还有第二位如此明确主张过呢？
在红学上，作版本研究的根本目的，端在审辨诸伪，“扫荡烟埃”(亦鲁迅语)，篡乱绝不只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