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综合以上而观，事情相当地明白，其情节应是：在黛玉问题上，主要是先因赵姨娘搞鬼（贾环也可能使了坏）。她为毁宝玉看清了一着棋，必先毁黛玉，故此捏造异事丑闻，时向贾政报告。迨到适逢元春“关念”宝玉婚事，召贾政共同商量时，贾政遂将所得于赵姨娘的谰言（当然包括王夫人所得于袭人的也在内），“奏”与了元春。元春于是“明令”宣判黛玉“**”，指定聘娶宝钗。至此，黛玉遂无由再留于世，而宝玉也只有“奉旨配婚”的一条死路可走。

    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从情节关系上看，诡计深心，出于贾政的小老婆等人，而从作品的思想意义上讲，对宝、黛进行封建压迫与毁灭的主凶，却是元春和贾政、王夫人。

    至于凤姐，她虽然罪恶重重，但在这方面的重要关节上，她是和宝玉一面的，而绝非敌对。她在宝、黛之间，是个出力人物，从黛玉一入府，直到后来言谈行动，排难解纷，都是维护宝、黛的，前八十回所写，斑斑可见（例如凤姐送了茶叶给黛玉，便暗用“下茶”〔定婚礼〕的意思问黛玉：你吃了我们的茶，为什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无待在此一一引叙。贾家事败，她的遭遇和命运也和宝玉是息息相关。上述的这些关系，高鹗好像是全部视而不见，宁不深可怪异？即如这样一桩大事，高鹗却把封建主凶元春、贾政全然开脱了，而拿凤姐来做替罪羊。并且所“设计”出来的高着，却只是一个很庸俗、很浅薄的、毫无思想内涵可言的“移花接木”“僵桃代李”的儿戏办法。这在文学艺术上，特别是在悲剧文学上，并不是什么很高级的思想和手法。这样的东西，曹雪芹恐怕是未必肯写——也根本写不出的。

    或许有人认为高鹗写宝、黛事件中贾母“变心”，凤姐“搞鬼”，都有根据，正是“不背于原书伏线”。其理由当不外是：一、贾母在“破陈腐旧套”时明批女儿倾心于一个男人为“鬼不成鬼，贼不成贼”，便是为反对宝、黛关系；二、贾母要为宝玉提宝琴的亲；三、凤姐恰好也在此事上附和贾母。所以说，高鹗所续，并非事出无因。但其实这都是出于错觉误会。一、贾母所“破”的，是在于“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所批的是“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这种素不相识，“一见钟情”式的所谓“爱情”和曹雪芹笔下所写的宝、黛自幼一处长大，彼此深刻了解，即有共同的思想作为感情基础的关系，正是迥不同科，而前者那种所谓“爱情”是曹雪芹在小说第一回中就反对过了的。两者难以并论。二、贾母询问宝琴年庚八字，并未说是要为宝玉，而只是薛姨妈心中“度其意思，大约是要与宝玉求配”，便说出宝琴已有了人家。三、凤姐在此际抢话，说要作媒，贾母还笑问：“你要给谁说媒？”凤姐以“既已有了人家，不如不说”之意回答。——须知此最是狡狯之笔，凤姐正是见已许了人家，她才肯说那些凑趣的话，因为明知是废话，故不妨顺口送情；而贾母若真是想为宝玉讨宝琴，既知宝琴已许梅家，便不能再往下谈，岂有反而故问凤姐，要她说出给谁作媒之理？这是讲不通的。还应联系清虚观中贾母“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大儿再定罢”的话，此二事同在一年，一是端午，一是冬十月，相距仅只五个月，而贾母却一见宝琴，统统忘掉一切自己身边的素日为之操心惹气的重要复杂关系，就立即要为宝玉另行求亲？这个如何能说得通？所以到紫鹃试宝玉时，假说“年里我听见老太太说，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么疼她？”宝玉笑道：“人人只说我傻，你比我更傻——不过是句顽话。”况且，宝琴一来到，即明叙王夫人先认了干女儿，玉、琴二人兄妹关系已定，贾母焉得复有别说？曹雪芹所以要写宝琴“间色法”，写紫鹃向黛玉建言趁着老太太在，早拿主意，写薛姨妈慰黛玉“我一出这主意，老太太必喜欢的”等一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