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艳同悲”的大痛与深恨，在其自序中把这一要旨作为结穴（所谓“沁芳”者，亦即同义变换语）。两相对照，就不能不佩服刘先生的高出一筹了。①

    在刘氏之后，又历百年而至今，不少人还是从哥妹“爱情”上来看待这部小说，的确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悲剧。

    但是，更大的文化悲剧发生在乾隆朝的后期，即乾隆帝与其宠臣和珅等人合谋密计，将雪芹原稿八十回后的书文毁掉，另撰四十回，拼成伪“全”本，欺骗天下后世读者，彻底篡改了原著的整体情节结构，而使之变成了一种“三角”式的“恋爱婚姻”小闹剧，用以掩没原书的不得已而涉及抄家入狱、贾氏家破人亡这一事件背后所隐示的政治情由，他们以为这对大清朝廷是不利的。其详可看拙著《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一文。

    这一事实，早在1794年（即程、高伪本初版之后二三年）俄国赴华的教团团长、汉学家卡缅斯基，已经在一部程本上批注：“道德批判小说，宫廷印书馆出的。”此即明指当时为《四库全书》设立的武英殿修书处的木活字刷印成了此书。这是皇家设备专用“印刷厂”，程伪本若非乾隆特许，焉能对一部小说如此特例宠幸？此本出后，士大夫“家置一部”（过去《石头记》是**，并不敢公开流布），原是“官方批准”的了，方才大行其道。这种历史真相，今世知者甚少，尚所不论，最奇的是近年有人公然宣扬“伟大的是高鹗（伪续本出笼作序的代表人物），不是曹雪芹”！

    这，岂不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更大的文化悲剧？

    但寻绎到深处，真正的、最大的悲剧是什么？既非索隐派、王国维、胡适之等人的解释，也非捧高贬曹之流的卑陋之见，而是乾隆、和珅等人也并不能理解雪芹的博大崇高的思想境界，而误以为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抒愤”之作，故而残酷阴险地将原著彻底损坏变质。

    这就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多层悲剧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巨大悲剧性之所在。

    雪芹文化思想，在18世纪初期，对中国文化是一种启蒙和革命的思想，其价值与意义和他的真正历史位置，至今还缺乏充分深入的探索和估量。整整90年前陈蜕先生提出了雪芹是一“创教”的伟大思想家的命题。创教者，必其思想境界之崇伟博大异乎寻常而又前无古人，如孔子、释迦等人方能膺此光荣称号者也，陈蜕所见甚是。而90年中，并无一人知其深意而予以响应支持，则不能不为民族文化识见之趋低而兴叹致慨。本文不揣浅陋，聊贡愚衷，希望抛砖引玉，不胜企幸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