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浩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场小小预演，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给全国人民洗脑，那么这次，可以说是给知识界洗脑。而**的最终目的，不是教导大家怎么看《红楼梦》，也不是打倒胡适，他的真正目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一统江山。所以借此把《人民日报》的编辑班子大换血，又扯出什么《胡风集团》来杀鸡儆猴，一个《红楼梦》搞这么大声响，不要说大洋对岸的胡适始料未及，我猜曹雪芹在棺材里也会目瞪口呆的。

    寄居美国的胡适，悲恸地写下： “我的在中国的朋友们，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寥寥数语，催人泪下。后来**私底下多次表达欢迎胡适回国的愿望，但胡适不仅不买账，反而更加努力地骂**。

    我翻那段历史，常常掩卷叹息，说不明白，宁可不说，咱还是闲话红学。

    这边闹得如此厉害，此时的周汝昌却躲在四川写他四十万字的《红楼梦新证》，他哪里知道这外头的戏都唱到哪处？这书，但看名字就知道跟胡适一脉相承，交到编辑手里的时候，编辑直哆嗦： 还真有不怕死的。

    要说编辑还是很厚道的，把文中许多“胡适”变成“妄人胡适”，大体看了看，就这么着吧，往前台一推是死是活全看自个儿命大不大了。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刚开始的时候，也受到批评，因为太明显了，考证方法完全是胡适的，也同样是坚持自传说，跟胡适简直一个鼻子出气，不批斗他批斗谁？周汝昌这才知道害怕，专门撰文大着嗓门儿说鲁迅，拼命想站鲁爷旁边躲躲风雨，但鲁迅又没提倡什么方法论，也不搞红学，一干文人都是打那时候过来的，火眼金睛一般，周汝昌的瞎扯大旗是无法蒙混过关的。大家正挽起袖子准备群殴周汝昌的时候，**暗地里出了指示保下了周汝昌，这时的周汝昌连惊带吓，住了院，**还派了李希凡去看望他，真是无上的恩典啊。

    《红楼梦新证》出版距离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只有一年，但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红楼梦新证》半年之内再版三次，**都点头说好。两本书，一前一后，为何差别如此之大，我想比较天真的猜测是《红楼梦新证》集考证派红学之大成，**是识货之人，所以起了爱才之心。而比较刻薄的猜测是，当时整风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没有理由再要一根导火索了。历史，总是这样面目不清，也许两个原因都有吧。

    《红楼梦新证》正如前面所说，是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列举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关于红学、曹家的史料。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古狗”，一条一条的史证都是他细心在故纸堆里搜寻的，为了了解曹家的获罪经过，他甚至还去故宫查取了康熙朝后期的大量奏章，态度之认真，考证之仔细，证据之全面，令人肃然起敬。

    我在网上拍得一本1953年一版二印的《红楼梦新证》，繁体竖版，纸已经发黄发脆，我每次翻阅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好像捧着个青花大瓷瓶。周老那时才三十几岁，四十万字的书写得文风古拙，但意气风发，隐隐有风雷之气，虽是罗列史料，但读起来并不艰涩。

    他以前是学西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