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曹雪芹“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霜，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Z”。虽看今朝“红学”繁花似锦，令人眼花缭乱，以至识者有云： 红楼梦只立千古，曹雪芹普度众生。

    “红学”本是“一个智力与情感、哲理与感悟、焦躁与安宁的交换交叉作用场。你有没有唱完没有唱起来的戏么？你有还需要操练和发挥的智力精力与情感么？你有需要卖弄或者奉献的才华与学识么？你有还没有哭完的眼泪么？请到《红楼梦》这方来！来多少个这里都容得下！”——这是王蒙的“红学”高论。

    诚如王蒙所言： “《红楼梦》是一本最经得住读，经得住分析，经得住折腾的书。”遗憾的是近些年来，研究《红楼梦》的书——红学著作，经得住读、经得住分析的似乎少了一点，而将《红楼梦》作为折腾对象的文字似乎多了一点。

    对《红楼梦》折腾得最狠的似乎是索隐派的先生们。索隐派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类似“雍正夺嫡”等的神话上的。而“雍正夺嫡”的神话，早被历史学家以历史常识为武器将它扑灭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的冯尔康《雍正传》第一章第四节： 康熙之死和胤禛的嗣位）本已无戏可演了，但他们迎合人们的“窥秘”心理，将那些匪夷所思的演绎，炒得玄乎其玄，以至沸沸扬扬。反倒以傲慢与偏见驰骋在“红学”领域，据说还创立了什么学、什么派。

    众所周知，《红楼梦》固然是“一部百科全书，而且不仅是封建社会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感情经验、政治经验、艺术经验，无所不备”。但它毕竟是一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小说，而不是史书，更不是清康、雍、乾三朝实录之别裁，其间人物固然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却又毕竟是“水中月”、“镜中花”，难以对号入座。中国小说中勉强能对号入座的惟晚清若干谴责小说。而这些小说都有对史料消化不良之嫌，与《红楼梦》更不可同日而语。

    《红楼梦》固然“留下了太多的玄想、奇想、遐想、谜语、神话，还有来不及好好梳理因此需要你的智慧的信息”，但它毕竟是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故事，而不是谜语大全。尽管其中也有若干“谜语”别有用意。以解谜、解梦、解密码的方式去研究小说，显然只能炫示“解x者”的智力，而与小说本旨不大相干。

    就索隐而言，其本应以考据为前矛，有根有据才可索其隐。说起考据，我主张重温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考证”的方法。在胡适那里，这十字真言是分三步走： 其一，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其二，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其三，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胡适称之为“科学方法”。实行这科学方法，还有两个前提，一为科学精神，一为科学态度。胡适说：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实事，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识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胡适多次论及科学方法，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的上述云云，当是最为明彻的。

    而就文学研究而言，无论考据，还是索隐，其归宿应当是有助于人们去把握文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