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林黛玉与薛宝钗的理解、评价、比较与探讨，差不多可以说是《红楼梦》带给读者的第一大趣味、第一大困惑、第一大（审美与思考的）启动。读了《红楼梦》，远在寻找它的主题、主线、时代背景与文化属性之前，一个最直接、最通俗、最牵肠挂肚，却又相当微妙和费解的问题摆在你的面前：林黛玉与薛宝钗，该怎么说她们呢？作者为什么那样难分难解难测难求，真实生动却又含蓄神秘，乃至不无古怪地描写这两个情敌呢？无怪乎刘梦溪君将钗黛优劣问题列为红学的第一大公案（见刘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316页）。

    余学也疏，大致印象是，对于钗黛的评价有以下四大类：

    一、拥黛抑钗：大体认为黛玉真而宝钗伪，黛玉直而宝钗曲，黛玉亲而宝钗疏，黛玉热而宝钗冷，黛玉的身世、结局令人痛惜落泪，而宝钗的背景与（婚姻上的）胜利，叫人不服气、不痛快、不平衡。新中国建立以来，则更增添了对于黛玉反封建叛封建而宝钗帮凶封建的判定，拥黛抑钗，几成不移之论。

    二、拥钗抑黛：大体认为宝钗宽厚而黛玉促狭，宝钗身心都比较健康而黛玉颇多病态，宝钗令人愉快而黛玉平添烦恼，宝钗能做贤妻良母而黛玉不能等。

    三、钗黛二元论：大体认为，读小说自喜黛玉，实际生活中宁喜宝钗；搞恋爱自盼黛玉，讨老婆还须宝钗；掉眼泪自为黛玉，鼓掌喝彩还向宝钗。

    四、钗黛一元论：以俞平伯先生为代表，认为作者之写钗黛，是从不同角度去分写他的意中人，认为将二者结合起来，便是作者理想中的兼美。（见邓遂夫《红学论稿》100页）。

    几种见解，前三种道理都不深奥，也不奇妙，都很容易讲清楚，都站得住，却又针锋相对，聚讼无休。第四种见解稍稍不同寻常一点，俞先生根据《红楼梦》钗黛合写为一图、合吟为一诗提出此种见解，论据虽嫌不甚充分，却也不见什么人对《红楼梦》这一奇特的、既无先例也无后例的处理做过更合理的解释。有论者批评俞先生之见是形式主义，似乎不易驳倒俞先生对合图合诗现象的解释，便干脆从方法论上否定掉、取消掉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无例可循的二情敌合图合诗处理的必要性，干脆不让解释，其论辩逻辑，比俞先生亦不如了。

    文学人物的评析角度

    对于小说中人物的研究，是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的。例如，视其为现实中活人（活过的人、可能要活的人，即过去时与未来时的活人）的再现，像研究活人一样去研究他们，研究他们的时代背景、阶级本质、形体外貌、性格内心、道德品质、人际关系、行为动机、做事效果、借鉴意义等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评论，都是这种类型的大块文章：诸如对奥勃洛莫夫——多余的人的评论、对罗亭的评论、对阿Q的评论等。一些被称为小说批评派的红学文字，亦属于此种类型：如王昆仑先生、蒋和森先生的《红楼梦》人物论著。（鄙人才疏学浅，不揣冒昧，也写过《贾宝玉论》之类的东西，献丑了。）这似乎应该算是现实主义的角度，即即使承认典型化、承认艺术夸张与艺术概括、承认艺术高于生活，前提却是文学人物的生活性，即断定文学人物的根据是生活，对文学的评论的根据是对于生活、对于人生和社会的见解。这种人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