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利病，成败要能显幽烛隐，敢于表彰评议，都是作史的职责。因此，有识的同时必然要伴随着有德。这是很难的。我们自古以来最重良史，董狐史迁，名垂万古，为人民敬重怀念，岂是偶然之故。

    治文学史，视一般治史，自然又有同有异，但我想，其为难治，无乎不同，或且过之，也未可知。红学内容异常繁富，所涉关系极其复杂，必须先把它们基本弄清，然后才谈得上分析评论，总结概括。一般说，史是“死人”的事情，但红学史实在涉及活着的人，更为困难。这个工作，无怪乎历来无人起步。如今进廉同志独步为红学史奠基创业，实不愧为仁人志士。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章某节、个别见解，但你却不能不钦服他的辛勤勇毅而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何况他有很多精辟的识见，是言人所不能言的。

    我那首诗，“幸而言中”，好象预知我有幸要为第一部红学史写序似的。“神州自昔多材彦，总为春风展卷开。”材彦自多，第一部出来的红学史，不一定十全十美，但它可以引出第二、第三，以至第多少部来----给它们以启发，给它们提供线索，开辟道路，灌输营养。这同样是它的功劳，甚至是更重要的功劳。将近六十年前，鲁迅先生为重印《中国小说史略》而说过几句话：

    ……此种要略，早成陈言，唯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试看这是怎样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啊！鲁迅的那部著作，是中国人作的第一部中国小说史，迄今已阅比半个世纪还多的岁月，仍然是实际上的唯一的一部中国小说史（因为后来者大抵只在先生的艺林伐山的伟大基础上向前微步挪动，纵有小小生发、扩展，亦难言任何重大前进和突破），自己却抱着那般胸襟器度，岂不令我们后生愧汗？事业从来是大家做、大家享的，有志之士，功成不居，欢迎同志们竞赛，争新斗艳，各显其能，此方能成其为大，这就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他著成了一部中国小说史，不是为了个人的眼前的什么，是为了促进来哲的杰构。有了先生那种心胸，就不会因为自己一点成就沾沾自喜。历史上也有过总是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的，也有过口里虽不明说而实抱着禁脔不许他人染指心理的，更不须多论。进廉同志虽然作出这个成绩，却不自满假，稿已数易，还在请教通人、不断改进中，这正是他虚怀若谷的一种证明。

    当然，作史毕竟与一般治学又有异同，一般治学可以只谈自己研究成果，叙而不议；作史则必然要有断制，有褒贬，自己看清了看准了的，就要进行评论，这又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这完全是科学的事，而不是个人爱恶的事。这和谦虚的治学态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同样愿意看到进廉同志在这一方面也有不平庸的表现。

    我为第一部红学史表示深衷祝贺。

    己未寒夜呵冻草讫

    （河北人民出版社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