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伟业中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这个社会已是“末世”，它不允许众多有才干的青年男女补天，反而将他们推入深渊。这个社会毁灭了这么多有才干的青年男女，那么再合理不过的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自身就应该毁灭，所以曹雪芹最后要让它“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由于曹雪芹不知道未来之世究竟是什么样的，所以他才感到悲哀，并将这种情绪镌刻在贾宝玉的骨子里。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恩格斯在《致玛· 哈克奈斯》的信中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论断一直是文艺批评包括《红楼梦》研究的经典性标准之一。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受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先入为主，就难以解释既定理论外的艺术现象，几乎一致公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贾宝玉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200多年前的脂砚斋到当今读者，无不感到贾宝玉身上有许多十分奇特之处，无论是人物本身还是曹雪芹塑造他的方法，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传统理论都很难解释得圆到，往往十分勉强，有削足适履之感。那是因为我们先验地有了一个框框：最伟大的作品必定是而且只能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决不可能是别的。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去套，自然会有套不进去或不大恰当之处，于是要么回避，要么认为曹雪芹没有做到严格的现实主义，甚至是“败笔”。如果我们不存先入之见，而是完全从作品的实际出发，那么就不难发现，曹雪芹在出色地使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还大量地成功使用了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我们前面分析的那两个神话只不过是最突出的代表之一。在长篇小说中运用典型化手法与**型手法相结合，塑造出了以贾宝玉为代表的一系列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是生活在18世纪的曹雪芹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他第一个解决了象征主义不能创作长篇小说的世界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