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虽不满现状，胸中积蓄着愤火，有改革现状的强烈要求，但他毕竟是生活在十六世纪封建社会的文人，他的思想不可能跳出时代的樊篱，不可能不接受他那个阶层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正像被“紧箍儿咒”制住的孙悟空一样，他也在时代思想的“紧箍儿咒”下屈服了。吴承恩生活在多灾多难的年代，耳闻目睹过民众抗击倭寇的斗争，农民起义的悲壮事迹，这些对他均有心灵的触动。不过，吴承恩并没有超出“皇权主义”范畴，他只是反对“坏官吏”，而拥护“好皇帝”。他心目中的理想是实行儒家“王道”，达到“君正臣贤”。所以，他虽在诗文中抨击时弊，表达内心积愤，那多半是因为他大才未得朝廷重视而感慨、悲怨。在《答西玄公启》一文中，对自己“才高八斗，笔挽千钧”而无人赏识感到愤慨。但同时，他又在《明堂赋》之类文章中，一反常态对明王朝大唱赞歌，吹捧昏庸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是“崇功伟烈”圣君。可以说，吴承恩虽然不满现实，有一股刚直之气时时溢出，但“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内心深处还潜伏着名与利的冲动，也还希望仕进，能为上层人赏识，一展襟抱，以致有急不择门之失。正因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小说第八十八回“禅到玉华施法会，心猿木母授门人”中，通过玉华王来描写所谓“贤君”，所谓“海晏河清，太平之世界”的“王道”样板。由于吴承恩始终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下，所以他笔下的孙悟空在第十三回之后，虽野性未驯，但“已知悔”了，“情愿修行”。正因为如此，悟空后来虽仍傲视上天，也嘲骂过高等神佛，但从心情上并不敌对，在“紧箍儿咒”的胁迫之下，他“死心塌地”随唐僧往西天取经，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他反而觉得自己的大才得到器重，不惜沥尽心血为之效力。说实在的，当初他反抗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玉帝太低估了他的才能，让他当弼马温所致。在他十三回之后的情节，与其说孙悟空的转变，毋宁说是吴承恩思想另一端的展现，他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