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繁，奸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

    并尖锐地指出这是“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二郎搜山图歌》）的社会，这恶浊的现实“匪独天数也，人亦与有责焉”（《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

    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也是明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封建统治者的暴虐，土地的兼并，赋税的加重，以及无休止的巧取豪夺，使经济破坏，天灾**到处出现。吴承恩生活在动荡的年代，又一直处于社会中、下层，很可能结识过一些江湖豪客，耳闻目睹过一些民众奋起反抗政府的动人事迹，尽管他受封建正统思想束缚，没有公开表示过对这些“草莽英雄”的同情，如李卓吾称赞林道乾（见《焚书》卷四《因记往事》），但在严肃的现实面前，有正义感的作家吴承恩不能不激起某种同情，甚至共鸣，这在塑造《西游记》孙悟空的形象中留下他感情的痕迹。

    在社会衰败、动乱的景象中，又连年遭到外族入侵和倭寇掠抢，战火不息，民生涂炭。当时，北方有达延汗之孙俺达汗的战争威胁，东南沿海有倭寇骚扰。明朝中期蒙古瓦刺部衰落，鞑靼部兴起，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其孙俺达汗史称“小王子”，势力更强，屡次率兵侵入内地。因为明朝边将把“诸边军粮百万，强半贿嵩”（《明史·丁汝夔传》），以致军士饥疲，边防大坏，在世宗一朝内竟出现鞑靼兵三逼京师的严重情况。在东南沿海，倭寇自十四世纪就开始侵掠，因明成祖永乐年间，辽东望海涡战役中，倭寇被明总兵刘江率领的军队一举全歼（详见严以简《殊域周咨录·日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倭寇不敢大规模骚扰。至明世宗时，倭寇因与沿海豪强富商勾结，又猖狂起来。明朝派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督备倭，他逮捕了一些与倭寇有联系的地主富豪和奸商，又积极练兵，堵击倭寇，取得实效。不料触动了“闽浙大姓”的利益，受其诬陷，竟致下狱，被迫自杀（《明史·朱纨传》）。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而倭寇更加猖獗。严嵩当政时，其义子赵文华奉命督视海防，倾陷御倭督臣张经，严嵩父子甚至私通倭寇，激起人民极大愤慨。吴承恩目睹国家多难，权奸弄柄，正直有用之士惨遭杀害，以致无力抵御外侮，遂在《重刻金陀粹编序》中痛悼民族英雄岳飞之死，唾骂“奸邪误国”之秦桧，寄托自己复杂的哀思。在《西游记》十四回之后，描写孙悟空在取经途中一再降妖除怪，恐怕也有所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