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打得通各方关节，没准也可以混到蔡金、高逑那样的程度，甚至混的更好，吃的更开。

    可惜的是，仕途不通的宋江家里虽薄有田产，但距家财万贯相去何可以道里计？那点钱财对下层黑社会施以小恩小惠是足够的，可要用之于上层，那根本不值一晒。故而宋江改做了 “社会活动家”，成效卓著到了“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的程度。

    做了“社会活动家”必得要面临一些抉择，“私放晁天王”就是宋江作出的抉择。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面，作出这样的选择本属正常，后来朱仝、雷横不也照旧磨磨蹭蹭，欲放跑晁盖？不过那仅仅是假公济私，不比宋江是冒了被人察觉的风险的。虽说按晁盖的话，宋江是“心腹相交，结义兄弟”，可晁盖的罪行实在非同小可，行径比如今的抢劫银行还要恶劣，吏道纯熟的宋江该是熟谙律法，也是读过圣人言的，不过在他心目中，什么国法伦理之类通通狗屁，他想到的是：“(晁盖)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在这个关头，“社会活动家”几乎没做过多考虑就作出了抉择，“担着血海似干系”打马报信去了。行惠受惠或行贿受贿本就是互利关系，大家同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故而宋江仅凭直觉就作出这个抉择。并非他预料到了将来，而是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立场和官方政府的根本利益已然彼此抵触，相互矛盾，已难以共存了。

    在一个皇权社会里，必会存在利益的分裂，国家利益（或曰君王利益）与社会利益（或曰人民利益）大多时候南辕北辙，这样就会有不同乃至彼此抵触的是非判断和价值观念并存，可称官方立场和民间立场。前者虽然强大无比，占据表面上的绝对主导，却也遏制不了后者如野草般生长。可以判断说，宋江从其获得“及时雨”美誉，成为被下层敬慕的社会活动家的时候，不管其是否心甘情愿，已身不由己地注定了叛逆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