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读施耐庵《水浒》，爱其善于描写。一展卷，而百八人之性情品格，活跃纸上。读之终篇，乃以一石碣、一梦呓为结束；则又怪其前之何其如火如荼，而后之又何其如梦如幻也。三复思之，当死生患难之际，是诸人者，固各本其天赋之特性，纵横驰骋，出险入夷，恰以其血气之刚，相为绾合，斯有然矣。及其组织垂定，虽曰盗贼，亦必有其法律，有其指挥，以相维于不犯不散；则前之极力描写者，一变而为勉就范围；乃欲于勉就范围之中而仍不损其个性，此则自为之难而无以自解者。故石碣之后，梁山泊之系统既成，只好于梦寐之中驱除净尽。无他也，避难之故也。至《后水浒》之以征四寇为功，以王暹罗为壮，则节外生枝而已。《荡寇志》则纯为帝王辩护，其理想已甚卑鄙，无端生出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