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体制下，如果没有资历和出身等政治资源可以利用，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这是社会生活的第一生产力。

    经过了被刘高迫害的清风寨事件后，宋江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决定带领花荣、燕顺等人上梁山。在半道上的一家饭馆里，因为座位问题，燕顺等人和石勇发生了冲突。石勇口气很大：“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下的泥。”宋江就问这两个人是谁，石勇告诉他，一个是柴进，一个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石勇还补充强调说：“只除了这两个人，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

    石勇并不认识宋江，居然把这个小小的押司看得比皇帝还重，可见宋江在社会上的名望。在北宋帝国时代，既没有专门的造星公司，也没有搞有偿新闻的环境，更没有高度发达的网络传媒，宋江在江湖上竟然有如此的名望，手段的确非同一般。千万不要小看名望，宋江能从一个县衙里的小吏，成长为江湖中人人称颂的及时雨，进而当上了让徽宗夜不能寐的梁山首领，主要得益于名望。

    宋江的名望是怎么来的呢？一句话，拿钱买来的。资历和出身是从政的进身阶，袁绍这个窝囊废能被推举为讨伐董卓的总司令，靠的是四世三公的祖荫；而卖草席的刘备逢人必言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无非是想表明他有着高贵的DNA。中国是礼仪之邦，世俗礼仪的核心其实是人情，表现在社会活动中就是人脉关系。人脉关系的好坏，决定着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所谓“朋友多了路好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封建**体制下，如果没有资历和出身等政治资源可以利用，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这是社会生活的第一生产力。很多人都能赚钱，但并非都会花钱，能给钱以生命。宋江就是一个善于花钱、能够给钱生命的人。他摸准并激活了江湖中左右“义气”的那根物质神经，用银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脉关系网络，最终成为了一呼百应的江湖大佬。

    主流社会通常认为义与利是相对的。儒家强调“义利之辨”，正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其实是士大夫的看法。江湖是一个独特的趋利性社会。在江湖社会中，要想获得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必须遵守江湖规则，“义”是统领一切江湖规则的规则，是江湖的非成文性宪法。讲“义”是为了更好地获“利”，“义”要用“利”来体现，这是江湖中人交易双方都要遵循的默示契约。江湖还是一个独特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通过游民的交口相传，信息传播的速度，往往比主流社会的正式渠道快得多。

    社会中的游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他们在形影相吊、流离失所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朋友的援助，而援助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提供物质帮助。能从微薄的收入中解囊相助他人，被看做是讲义气的核心表现。金圣叹批评说，“宋江为区区滑吏，而徒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其实他只看到了宋江在江湖中使用银子的巨大效果，而没有看清江湖社会的本质。宋江在人际交往中，一直遵守的是金元外交定律，他将银子大把大把地撒出去的同时，获得了与日俱增的支持率和认同度。

    慷慨大度、仗义疏财是宋江的一大优点，也是他构建自己人脉关系的一大特点。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赔，并不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财物，亦不推脱。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格。若常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宋江之所以被称为及时雨，就是因为他能在朋友最困难的时候，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当干枯的禾苗得到雨露的滋润，成长为果实累累的庄稼时，投李报桃的效果便显现出来了。

    在江湖社会中，仗义疏财是衡量人脉关系好坏的最重要指标。事实上，不止是宋江，很多人对人脉关系的重要性和本质看得很清楚。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柴进也是如此，他“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林冲发配沧州时，半路上投奔到柴进庄上。临走以前，柴进拿出25两一锭的银子相送。武松辞别柴进时，也是得到了很多银两。凡是在江湖上人缘好的、声望高的，都是那些不在乎钱财、喜欢慷慨解囊的人。

    鲁智深和史进、李忠喝酒的时候，听说了金氏父女的不幸遭遇，决定予以资助。他掏出了五两银子，然后看着史进说：“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很痛快：“直什么，要哥哥还。”便掏出了十两银子。鲁智深看着李忠：“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掏了半天才掏出了二两，鲁智深很不高兴。他给李忠的评语是：“也是个不爽利的人。”对于耍把式卖艺的李忠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