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秀英、李瑞兰、潘巧云、刘夫人四个女人的非正常死亡可以看出，人的一生其实是充满了选择的过程，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稍有不慎，相对于社会来说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生活是一本大书，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页。如何书写，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个人的创造性选择。亭长刘邦看见秦始皇的车队，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是焉。”他选择了争夺，最后成功了；农民陈胜受不了秦始皇的暴政，很有志气地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选择了抗争，最后却失败了。如果对生活的选择没有智慧，有时候足迹里就会印满了毁灭。

    李师师是天下第一“二奶”，做成了徽宗招安的大项目，还赚了宋江不少银子，可谓名利双收；阎婆惜是宋江的“二奶”，严重“渎职”不说，还妄想敲诈一笔，最后赔了贞节又折头。和李师师、阎婆惜一样，白秀英也是京城里的人，同样选择了做“二奶”。

    “色艺双绝”的白秀英傍的是郓城的知县。这个女子很有经济头脑，她依仗知县的势力，在县城里开勾栏。对于白秀英的身份，刚刚出差回来的郓城都头雷横并不知情。白秀英表演完后就去收费，坐在包厢里的雷横却没钱付，冲突由此而起。估计负责全县治安工作的雷横，在自己的辖区内并没有带钱的习惯。但他如果知道白秀英是自己顶头上司的“二奶”，很可能表示一下歉意，写个欠条也就拉倒了。问题出在白秀英身上，她仗着和知县的关系，与父亲白玉乔一起，教训雷横这个小县城的土包子，“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问他讨什么”，一副歧视农民的小市民嘴脸。当旁观者告诉她这是县里的都头时，白氏父女根本不把雷横放在眼里。白玉乔还取笑雷横“只怕是驴筋头”。雷横在本县地面上哪受过这种气？便把白玉乔打了一拳，踢了一脚。气急败坏的白秀英坐上轿子，就去知县那里吹枕边风。在知县眼里，雷横的地位根本不如自己的“二奶”。他依据律法程序让白秀英写了状子，立即把雷横当做扰乱社会治安的典型拿下，枷在勾栏门前示众，来个杀鸡给猴看，给自己的“二奶”在当地树立权威。

    一旦靠上了权力的大树，心灵就会如同藤蔓一样扭曲。白秀英显然把自己的身份，切换成了“常务副知县”。她逼迫雷横的同事对雷横刑杖伺候，否则“少刻我对知县说了，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在权力的庇护下，娼妓成了执法者，连雷母对律法的异化，都看得清清楚楚：“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能把做步兵都头的儿子摆平，白秀英更不把手无缚鸡之力的雷母当根葱，当众把她一顿痛打。雷横是个大孝子，眼看老母受此凌辱，一枷打死了白秀英。如果说“二奶”阎婆惜死在了“傻”字上，“二奶”白秀英显然死在了“狂”字上。作为势利寄生虫的“二奶”，居然走到了行使权力与律法的前台。她有如此下场，无疑是“自作孽”的结果。

    李瑞兰是东平府人氏，专职从事卖淫工作。宋江去东平府抢粮食时，史进考虑到自己曾和她有过鱼水之欢，就想躲到她家里，里应外合为梁山立点功劳。李瑞兰虽然身在妓院，但对时事却了如指掌。史进落草、宋江抢粮这些事情，她都一清二楚。吴用听说史进跑到李瑞兰那里做卧底，立即知道“此人今去，必然吃亏”。吴用的说法是，娼妓“得便熟闲，迎新送旧，陷了多少才人。更兼水性，无定准之意，纵有恩情，也难出虔婆之手”。难怪吴用埋怨，在对社会的了解上，宋江、史进都欠火候。果然不出所料，收了史进钱后的李瑞兰，企图来个名利双收，挣个“首告”的功劳。她和虔婆设局稳住了史进，然后报了官府，史进被逮捕归案。

    应该说，李瑞兰收了史进的钱，又告史进的密，在道德上是有欠缺的。不过娼妓如果讲道德就不是娼妓了，就像虔婆说的：“这行院人家，坑了千千万万的人，岂止他一个。”在告发史进的问题上，李瑞兰并没有做错。在律法制度下，史进是造反的草寇，作为一个公民，她有权利和义务对草寇史进实施举报。即使从“他做了歹人，倘或事发，不是耍处”的自我保护角度出发，李瑞兰的告官也是天经地义。但李瑞兰在官府保护百姓能力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她本人对“这两日街上乱哄哄地说宋江要来打城借粮”的严峻形势非常清楚，但却忽视了梁山的实力。妓院里的老伯看得很明白：“梁山泊宋江这伙好汉，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无有不破。”

    在宋徽宗治下的灰社会状态里，官府已经失去了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能力。但李瑞兰并没有听从老伯的劝告，而是将史进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