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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点最典型的事例，是生辰纲事发，宋江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通风报信后晁盖的表现。晁盖从得到消息，到官军来搜捕，当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何观察带着公文来到郓城县时，是“巳牌时分”，即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宋江从何观察那里得到消息，飞马报信，“没半个时辰，早到晁盖庄上。”宋江报信后回返，禀报县令后又提议：“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捉。”所以待到朱仝、雷横到尉司点了马步弓手及一百士兵，再向东溪村进发，到村里观音庵时，“已是一更天气”，约为晚八点左右了。朱、雷二人都是晁盖的朋友，他们消极怠工，带人磨磨蹭蹭走到晁家庄时，按情理，晁盖一伙早该一道烟走得无影无踪才对，可书中却道：

    “朱仝那时到庄后时，兀自晁盖收拾未了。”

    行事如此效率，未免可叹。晁盖得信后，已经让吴用、刘唐带着五六个庄客，将生辰纲打劫来的金珠宝贝挑走，投奔阮氏兄弟，剩下的家财，再多也有限得紧，──晁盖不过是小小的里正，豪富不到哪去。可是从中午到入夜，大半日过去，官军来时，晁盖竟还在收拾，如果不是朱仝义气，设法私放了他们，真不知还能不能有后面轰轰烈烈的梁山故事。

    晁盖的另一弱点是幼稚，晁盖能坐了水泊梁山第一把交椅，完全是吴用推动的结果，自己全无主张。生辰纲事发，宋江报知官府将要来擒捉后：

    晁盖问吴用道：“我们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

    吴学究道：“兄长不须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晁盖道：“却才宋押司也教我们走为上计，却是走那里去好？”

    吴用道：“我已寻思在肚里了。如今我们收拾五、七担挑了，一径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今急遣一人，先与他弟兄说知。”

    晁盖道：“三阮是个打鱼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许多人？”

    吴用道：“兄长，你好不精细！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

    晁盖道：“这一论极是上策，只恐怕他们不肯收留我们。”

    吴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

    晁数问，吴数答，活画出晁盖的无谋和吴用的老谋深算。事发后晁盖问“事在危急怎地解救”，莫不是说晁盖当初领头做下这桩弥天大案后，却从来没考虑过退路？吴用先说出到石碣村三阮家中，晁盖却还不明白，担心打鱼人家如何安得许多人，吴用只好明确地说出，准备上梁山入伙做强盗，晁盖又担心山上不肯收留，吴用只得再点明献些金银便可入伙。

    上了山，王伦面儿上奏起山寨鼓乐杀牛宰羊酒肉相待，心里却存了武大郎开店的想头，晁盖却毫无察觉，早已给哄得迷迷糊糊，感恩戴德，一味高兴，幸得吴用老于江湖世事洞明，早瞧出王伦肚里那两根儿弯弯肠儿，也看出林冲的不平，设计火并了王伦，晁盖才在血泊之中被拥上寨主之位。

    再说晁盖的粗疏。列位看官当还记得，生辰纲劫案之所以被官府勘破，一个叫何清的人物起了关键作用。何清是负责缉捕此案案犯的巡检何涛的弟弟，据他自己讲，他曾跟一个赌汉去投奔过晁盖，正是赌棍、闲汉一流人物。这赌棍凑了一班难兄难弟到城门外十五里安乐村王家客店内碎赌，兼帮店小二抄写歇宿客商登记文簿，一日正赶上晁盖一行七人来歇宿，何清写着文簿，问“客人高姓”，“一个三髭须白净面皮的”（大概是吴用）抢将过来，答说“我等姓李”，何清心疑，此事遂成为案件最终被勘破的突破口。

    按：此事首先是吴用难辞其咎，一行人上路作案，便当早早预先分派身份，哪能临登记时才含糊地说一声“我等姓李”？一行七人形貌各异，怎么可能都姓李？这种低水平的谎话却来骗谁？其次，何清曾投奔过晁盖，晁盖便当识得何清，急思应变之策，然而晁盖居然对何全无印象。这种事想来不会发生在宋江身上，宋江待人，往往屈己结纳，必使每个投奔他的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以他的精细和用心，当不会如晁盖这般居然会和投奔过他的人相逢对面不相识吧？

    如此说来，晁盖做为江湖中人，为人宽洪，疏财仗义，是个够格的好汉，但做为一个政治人物，却全然不合格，后来他的被宋江架空，那就不是偶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