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是提高生产力。并且现代资本家在资本集中后，要添置设备，改良技术，个人消费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古代富人没这个必要，他们搜刮来的财富都用于个人享乐，所以财富都集中少数人的手里，并不是生产的发展，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把它分给大家同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所以，照萨先生这番分析，便可得出结论：劫富济贫是必要的、进步的。

    现在再看新政权建立后大陆学者对此的分析。如陈高华先生在《元史研究论稿》中论说道：“‘摧富益贫’口号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要求平均财富，而且在于他明确强调要通过‘摧’即暴力的手段，达到平均财富的目的；而财富的平均，实际上便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平等。‘摧富’就是用暴力剥夺富人即剥削者的财产，‘益贫’就是将所得的财产在穷苦的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

    两种说法从不同的研究理路出发，萨先生偏重于对劫富济贫的效果的分析，陈先生侧重于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思想的分析，均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但在下以为，除此以外，还有些因素，似不可忽视，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脑中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为富不仁。

    “为富不仁”出自《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照这句话的意思，“为富不仁”就不是说“为富可能不仁”，而是说“为富必然不仁”。

    那么中国民众是如何对待这种观念呢？

    是持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这富人是自己的朋友，或对自己有恩，那么不妨认为此人富而且仁，至少不会一口咬定他一定不仁。而对那些和自己毫无瓜葛的富人，则在原则上默认他们十九是不仁，并对其有一种潜在的仇富心理。?

    在《水浒》中，就可以看到这双重标准的推行。凡是和好汉做对的财主，那就是不仁，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借粮”；而好汉成员中的阔人，如柴进、卢俊义、李应、晁盖等，那就都不妨假定是富而且仁的。

    其实前者当中可能确实有不仁之辈，如强赖去解珍、解宝兄弟打死的老虎并对他们加以陷害的毛太公。但也未必尽是如此，如祝家庄，书中就没说他们有何劣迹，但宋江却早就打了主意要去破庄抢粮；而梁山好汉中的那些阔人也未必就仁，如柴、卢、李等，他们对好汉级别的人物可能出手大方，“仗义疏财”，但这些人对他们的庄客、佃户来说是否真的就仁，就很难说了，至少可以肯定原揭阳镇的财主恶少穆弘、穆春兄弟，他们荼毒地方，是绝对不仁的，但也没见哪个好汉出头打劫他们的庄园来劫富济贫。

    也许，重要的还不是如何看待梁山好汉对“为富不仁”所持的双重标准，而是“为富不仁”这命题本身，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话题，如它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它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是否富人都可以定性为剥削者？是否定为剥削阶级的人包括唐宗、宋祖、包拯、海瑞、李白、杜甫等一概可以斥为不仁？“仁”的标准又是什么？“为富不仁”为什么会为一般大众认同？它对国民心理产生了哪些影响？到了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又该如何看待这四个字呢？等等，等等，这些加起来，那就可以再写一本《漫话为富不仁》了，所以在下这里不可能统统予以解答，那就留给列位看官、列位朋友自己去思考吧，对此如有何高见，还请不吝赐教。“匪魂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其它内容，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