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金瓶梅》乃至《红楼梦》等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搞清楚。

    那么是谁放的这一颗颗烟幕弹？

    是古时的思想观念。那时一般文人的观念里，做诗文是雅，写小说，尤其是写白话小说，便俗，不是什么上得了台盘儿的事，甚至在不少一脑门子正统观念的人眼中，干这种事，那就是作孽，定遭报应。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就说，罗贯中编撰《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正是“天道好还之报”。清代又冒出一个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将此说“发扬光大”，其书云：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按：明末清初小说、戏曲家）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按：即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颚）撰《红楼》，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按：指其因“哭庙案”而被杀事），且绝嗣。

    一句话，做小说（外带戏曲）就不得好死，祸及子孙，而且还什么“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种种恶毒咒骂，真是阎王爷出告示──鬼话连篇。但这就是当时人的观念，明初李昌祺很有学问，还做了不小的官，但就因写了本短篇小说集《剪灯余话》，被人嘲笑，死后还被取消入家乡庐陵乡贤祠的资格，成了告诫读书人不要写小说的反面教材。

    这就难怪，当时一些颇有才华而又心痒难熬写了小说的人，不愿在作品上署名或不署真名。

    而且，说到《水浒传》，还有一个问题，它其实并不是出自某一个作家之手，而是经过长期的民间积累，再编纂而成的，而且在初步编成后，还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前面说到的那时有过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现在讨论的“作者”问题，实际上就是那个最初的编订者问题。关于这个最初编订者，若从外部材料（指生平交游方面的文字、文物资料）来研究，因材料不足，难免如雾中看雾，但是《水浒》的内部，却留下了种种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