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看《水浒》，也爱看武侠小说。从《江湖奇侠传》、《七侠五义》到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都爱看。其实是妍媸不分，只看热闹罢了。年长后，由于业余的爱好，也逐渐关心些对《水浒》的评论和版本的讨论。也多少懂得《水浒》和那些武侠小说不是一回子事了[注][1]。逮至文革后期一场评《水浒》的闹剧，什么“架空晁盖”、“修正主义、投降派”之类，才促使我比较认真地看《水浒》了。由此引发了一些多少与前人有所不同的观点。在某些人，乃至某些专家们看来有些怪诞，属离经叛道之论，因过于零碎，不成系统，故只用札记形式写下来。

    [1] 最近时尚名人金庸答电视台记者问时说（大意）：爱读武侠小说者，既爱读我的、也爱读还珠楼主的小说。不爱读武侠小说的，也不爱读《水浒》、《红楼》！这位极善自我包装的金大侠隐约地把自己的小说俨然与《水浒》、《红楼》并列了。无怪现在有人已把金庸列为鲁迅之后第二人哩！

    一、《水浒》是部造反书

    历来有《水浒》诲盗之说。记得前些年香港《明报周刊》还载文称《水浒》为“强人（强盗）书”。不过1949年后，虽曾有反面教材之议，但主流评论多以为《水浒》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小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855页）。其实这都并不符合这部小说的实际内容。我不想讨论《水浒》所反映的是什阶级或阶层的观点。因为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毕竟是由古代数代人长期积累而成，它所反映的“爱憎”必定很庞杂。我们只能从它所叙述的故事、人物中寻求它在述说什么。从这个角度说，《水浒》是部“造反书”，甚至是中国古代唯一的造反书（《女仙外史》难登大雅之堂）。

    多年来。在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中，有一重大理论误区，就是混同“造反”与“革命”。把古代任何造反行动都视为“农民革命”。于是《水浒》就成为“农民革命的诗史”之作了。其实在《水浒》中既看不到多少农民的影子，（无论是仗义疏财的晁盖、宋江、柴进，还是好善乐施的史太公，还是恶霸毛太公、祝朝奉，他们的经济来源也都一样，都来自地主庄园对佃户的剥削）。更谈不到什么革命。唯一庄户人出身的好汉——九尾龟陶宗旺，只有姓名却无故事。当某些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赞扬起俄国的“匪帮”时，恩格斯讥讽地说：“德国工人可以额手称庆了，因为屠夫汉斯（传说中德国古代强盗——作者注）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马、恩选集》II, 626页）。中国革命者怎能把大地主晁盖、宋江和大砍老百姓的李逵当作自己的先辈呢？那些妄言《水浒》为农民革命/阶级斗争者，应该好好想想恩格斯的意见。革命是代表新生产关系的新兴阶级以暴力推翻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起新的体制的社会运动。并由此导致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根本性的变革。社会意识、文化、道德理念也就有了巨大的变化。总之是社会全面的革新、飞跃。在《水浒》哪里有革命的影子！不用看社会历史专著，小说就够了。请看看雨果：《九三年》，就是狄更斯的《双城记》也行。

    造反与革命不同，它是以暴力反对统治阶级当权派的行动。发动这种社会行动者，可以是当时社会中全不相同的各色人等。秦末首先起义造反者陈胜，是佣工、戌卒。其后项羽是世家贵族子弟（楚大将项燕之后），刘邦则是“亭长”即后代保长之类的中小地主、土豪。陈胜、吴广造反是为秦所迫，是一种典型的“官逼民反”。项羽、刘邦看到秦始皇出巡之显赫，发出了“彼可取而代之”和“大丈夫当如此”的造反念头。果然后来趁“天下厌秦久矣”之“时”起事，要打倒秦王朝，自己做皇帝。清初，于六、于七也造反，那是反当地欺侮他们家族的地方官吏，却不反皇帝，所以后来受诏安，而又被屠杀殆尽。在中国古代固然有多次大大小小农民战争和各式各样的造反，但因没有新的社会力量，所以没有革命，更没有什么农民革命。硬说有，那也不过是海市蜃楼。远看似真，近看、细看不过是幻影。造反改变不了社会基本结构，只是改朝换代。的确，古代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改朝换代”。这种造反，当然总是反旧王朝的皇帝。

    说《水浒》是部造反书，并不是说它是“农民”造反书。而是说它描述了各色人等的造反。它全景式诗史般地刻画了各色人等的造反活动，从兴起到消灭的全过程（百二十回本）。罪恶始于昏君登位，宠信幸臣。就是金圣叹评的“乱自上始”。于是昏君幸臣淫嬉于朝廷，贪官污吏括敛于地方，恶霸劣绅鱼肉于城乡。统治集团的昏庸、**、穷凶极恶地盘剥、迫害善良群众（大者高俅，中小者西门庆、毛太公、牛二等），从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道德沦丧，贼盗蜂起，不同的社会阶层者都被卷入了造反的浪潮。

    《水浒》确实是以强盗（打家劫舍）的形式描述造反。可是又严格地划分了两类截然不同的造反道路。一是善良者被官吏所迫害，而被“逼上梁山”。另一则是只“图一世快活”而为盗。应该说，前者是小说的主要情节和英雄人物。所以只能说《水浒》是“造反书”，而不能视为诲盗的“强盗书”。划分这两类造反，是理解全书的钥匙，可惜先贤和诸多评论家都未予以注意。

    二、官逼民反

    一般赞《水浒》者总是高举“官逼民反”这面大旗作为农民革命的标志。但却未查明实际历史还有着两大类性质不同的官逼民反。

    秦修长城、阿房宫，驿道和秦皇陵，始皇多次行巡天下，以极严酷的征发徭役，逼起陈胜、吴广造反，最终灭秦。同样，隋炀帝不但大修长安、洛阳、扬州宫阙，还开凿了大运河供他游幸，更征发夫役造海船、征兵以伐高句丽。一阕《无向辽东浪死歌》唱起隋王朝的丧曲。这些官逼民反是皇帝以法令推行苛刻徭役和沉重赋税，逼得广大人民群众造反求生，最终烧起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烈火，实现了改朝换代的目标。既使没有直接推翻旧王朝者如黄巾、黄巢，最终还是由在剿除农民军中壮大起来的军阀（董卓、曹操、朱温、李克用辈）谋朝篡位而改朝换代了[注][1]。

    另一种官逼民反是《水浒》中描述的林冲、解珍、解宝以及柴进、武松等被逼上梁山的模式。也有孔明、孔亮模式的造反，即相仇的地主庄园之间的仇杀而造了反。《水浒》的第一大回目就是昏君赵佶登位，他宠信的市井流氓高俅竟升任掌握了军政大权的枢密使。于是高俅依仗权势，用阴谋诡计先后迫害王进、林冲，并引发了史进、鲁智深等英雄的故事。这类官逼民反的最大特点是：官并不是按照皇帝颁布的法令剥削压迫人民，而是贪官污吏为一己之私“违法”地迫害善良群众。第八回中写了开封府尹和孔目，虽怕高俅的权势，不敢给林冲平反，但还是设法开脱。这说明高俅是以非法手段逼民造反，因此也只能是个别的、局部的事件。同样，解珍、解宝为毛太公所陷害、毛太公女婿王正是孔目、共同要非法谋害解氏弟兄（第四十九回）。所以民反的也只是统治集团中的个别当权派，而非整个王朝，因此也就成了难成燎原之势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模式，大多以受诏安又被剿除告终。

    皇权主义是以官吏为统治支柱，既使要惩办“贪官”也只能由“明君”如康熙、雍正者或上级清官如包老爷、海青天办理，绝不能允许小民自行“替天行道”。至多允许“告御状”，或用现代语言是“上访”也。所以敢反贪官、不反皇帝者难得有好下场，如梁山终被瓦解消灭了。这是历史也是逻辑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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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个有意义的历史现象：凡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中推翻了旧王朝者，都建立起新的强大的朝代，即两汉、唐和明、清。而由军阀镇压了农民战争者，都带来分裂混乱，并引起边疆少数民族入侵，内迁中原，即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可惜历史学家们很少从这个角度讨论农民战争。

    三、强盗造反

    经过杨志的故事，《水浒》转入第二个大回目——“智取生辰纲”。这里展开的与第一个大回目全不相同的景象。大名府留守梁中书准备了十万贯财宝送到开封，为他岳父当朝首相蔡京祝寿（前一年十万贯寿礼已被人劫去）。俗话说富翁是“万贯家财”。吴用也说：七、八人分这十万贯，能令大家图一世之快活（第十五回），可见梁中书搜刮贪污之凶狠贪婪。正是官吏们疯狂地搜刮贪污和严酷的敲诈盘剥，使得社会动荡不安，道德沦丧，贼盗蜂起，毒化了整个社会。

    于是刘唐向晁盖建议抢劫这个“生辰纲”：“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1/41/4天理知之，也不为罪”（第十四回）。吴用邀阮氏兄弟入伙，先问盘踞水泊梁山的强人。阮小五极其羡慕地说：“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1/41/4”。阮小七又感慨地说：“人生一世，草生一秋，1/41/4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当吴用亮出底牌邀他们共同劫生辰纲时，那阮小七更是高兴地跳起来说：“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心愿，正是搔到我的痒处”（第十五回）。这里表达的全是强盗的哲学和道德观。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但只是图自家一世快活。从晁盖起手组织劫生辰纲，到他为梁山大寨主，从未提出过任何拯民于水火的口号，连劫富济贫的口号也没有。有的只是打家劫舍，破府攻州，运载劫来的财物、粮草回山。

    虽说抢掠贪官财物，也算是“造反”，可是这种强盗哲学的普遍实践就成了穷凶极恶的破坏性极大的杀人越货的强盗行径。《水浒》中叙述了两大类强盗，一是梁山好汉们开的酒店，无例外是杀戮无辜行旅者，卖人肉馒头。只是在官逼民反故事中的曹正、顾大嫂开的不是“黑店”。另一类是占山为王的大强盗。又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有专爱杀人的鲍旭，吃人肉吃红了眼的邓飞。更有爱奸淫妇女，爱吃人心醒酒汤的王英。这些强盗其实比鲁智深、史进杀的崔道成、邱小乙，武松杀的王道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水浒》并没有溢美强盗和强盗哲学。在智取生辰纲回目中较充分揭示了强盗哲学、道德观和行为之后，并没有过多描述其它山大王。大多只是露露面孔。有时也做些调侃。例如王英听说有女将，急忙提枪迎战，恨不得立即生擒到手，供他淫乐，无奈本领低微，反被人擒（第四十八回）。又如李俊向宋江介绍张横做水上强盗时说：“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招引起众人大笑（第三十七回）。相反，《水浒》主要讲述的还是有头有尾的鲁智深/林冲、武松、解珍、解宝等英雄的故事。可见《水浒》的主旋律乃是“官逼民反”，而被裹胁者如李应、徐宁、乃至卢俊义，以及诸战败降将基本是用以串联故事和以打斗机器凑数。由此可见，把《水浒》简单称为“强盗书”并不符合其主旋律。

    四、流氓无产者的典型——李逵

    虽说《水浒》不是“强盗书”。但也确实花力气写了强盗。除了智取生辰纲，还写了处于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李逵。过去论者，无论是褒或贬《水浒》，大多肯定和赞扬了李逵。并常与鲁智深、武松等并列。甚至捧为反招安的英雄，“真正彻底的农民革命派”。这完全歪曲了李逵的真面目。其实《水浒》自始至终没有把李逵抬高成什么英雄。人们常称赞《水浒》写了同为草莽英雄，却各有不同的性格、风貌。其实并非是简单的性格、作风的差异。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风尚、习惯等多方面的细节描述出不同阶层人物的意识、道德理念、价值观，从而显示出其典型性。《水浒》写了众多江湖流浪汉、流氓无产者，如刘唐、三阮等，不过大都昙花一现。唯有李逵贯穿了第三十八回以后大部分故事中。实是重彩细描的最好典型，虽是个流氓无产者的典型。

    李逵一出场就生动地显示其作为市镇流氓无产者的特征。他与宋江、戴宗同吃鱼汤。吃自己一份时，就“不用箸来，便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和骨头都嚼吃了”。待宋江、戴宗嫌汤不鲜而不再吃，他又伸手把余下的捞来吃。“滴滴点点一桌子汁”。先还撒谎，骗借了宋江十两大银，去赌博，输了又要抢人，完全一付乞丐龌龊相（第三十八回）。马克思曾说：“流氓无产者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源泉，是专靠社会餐桌上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马、恩选集》，I，409页）。对照李逵，真是一点不差。

    宋江很懂得李逵这类流氓无产者的特征，明知李逵的欺骗，可是还是立即把借十两大银变为赠十两大银。李贽评：宋江十两大银买得李逵，真大贼也！金圣叹也说：以十两银买一铁牛，宋江一生得意之笔！他们都在揶揄宋江，殊不知这正是《水浒》绝妙的现实主义细描之笔。原来流氓无产者恰是最易于廉价收买的对象。处于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者缺乏自尊自立的精神，总要傍依有权势者（就如现今大老板身后总有一批打手型的跟屁虫）。刘唐打探到生辰纲，却要把这套富贵献给晁天王。三阮也是“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第十五回）。同样宋江赠银十两给武松。李贽说：这十两银子又买了武松了。其实并没有买到，武松推辞不过，只是拜谢而已。他以为这不过是朋友之交，兄弟之情罢了。李逵则不同，他是感恩涂地，说是兄弟，行事却像仆从。任宋江、戴宗申斥、关禁闭，要打要杀。出外化装也只能扮仆从、伴当、道童等下人。所以当武松带头反招安，李逵响应，宋江要斩李逵，却只能对武松说“兄弟，你也是晓事的1/41/4”，因为他知道武松不是李逵（第七十一回）。

    流氓无产者恶习之一是嗜赌，老想不花力气赢大钱。阮氏兄弟和白胜嗜赌，张横兄弟和李逵等都嗜赌。同称鲁莽英雄的鲁智深、武松却不介入此道。李逵赌输了从宋江那里“借“来十两银子，这次不“直”了，赌输了就抡。说他“直”，就是常赌输而不争。京戏《李逵探母》中说他是“孝子”。其实书中说的很明白，李逵在家乡不知为何打死了人，逃到江州作了狱卒。遇赦也不回家侍奉老母，有钱宁可赌输，也想不起寄钱给老母，甚至不通音信（第三十八回）。与武松听到被打的人未死，立即想回乡寻哥哥（第二十三回）全不相同。只是到了梁山，看到别人接亲、探母，李逵才想起自己也有母亲（第四十四回）。这是什么样的孝子！

    《水浒》反复描述了李逵凶狠滥杀无辜。除了从元杂剧中移植到百二十回本的“乔坐衙”、“负荆请罪”而外[注][1]。他的每一故事都充满了血腥的凶杀。从闹江州始，就抡起大斧不问青红皂白排头砍老百姓（第四十回）。攻打祝家庄，不遵将令，只是“杀得手顺”，就血洗扈家庄（第五十回）。为请朱仝上山斧劈天真儿童（第五十一回）。请公孙胜，又夜闯紫虚观，杀了道童、罗真人（第五十三回）。他还生剐黄文炳：“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第四十一回）。梁山好汉不乏杀人不眨眼，把吃人肉当家常便饭者。但如李逵之嗜杀、凶狠却算是顶尖了，不负“天杀星”之名。说李逵不怕天、不怕地，经常是赤膊上阵。似乎很勇敢。可也有那流氓无产者欺软怕硬的一面，作为他的主人戴宗、宋江自然能降着他。他也更怕伶俐善朴的燕青。有意思的是专门写了一段路遇焦挺，寻衅打架，却被打得躺在地上不肯起来的无赖相（第六十七回）。这段故事和人物（焦挺）都和《水浒》的情节、结构无甚关联，似乎专门用以表现李逵的流氓无产者的欺软怕硬的一面。

    鲁智深打死郑屠、杨志刀杀牛二、武松赤手打虎。都是为民除害。他们也因此英名远播，受人尊敬。可是黑旋风却是因滥杀无辜，成为吓唬儿童的恶魔，“端的医得小儿夜啼惊哭”（第七十四回）。由此可见《水浒》并未把鲁智深、武松等与李逵同等视之。就说打虎吧！小说写了三次打虎。解珍、解宝纯粹是专业性猎虎。武松打虎却全属浪漫主义英雄事迹。虽然大家知道：人不可能空手打虎，但还是爱看“武松打虎”的戏，爱听“武松打虎”的曲艺。也相信武松真的能打虎，尽管打死了虎，手脚都酥软了，但确实是英雄（第二十四回）。武松打虎是小说中最精彩的一节。李逵虽杀了四虎，却十分平淡，以至人们大都不提这个“功勋”。

    流氓无产者的李逵理应得到鲁迅的“憎恨”。憎恨他那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的流氓无产者的恶行（《集外集》×序，《三闲集》×流氓的变迁）。要是真正与鲁迅心相通，就不会赞扬这个杀人成性的强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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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9页）说：“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但接着指出宋江实在“无异同”，燕青已无奴仆身份，而尽显其伶俐，武艺高强，所以真正差违者只有李逵了，在杂剧中李逵是个带些幽默的滑稽角色，而非杀手。

    五、皇权主义与反皇帝

    中国古代长期停滞在小农私有土地的宗法农业社会中。正如马克思的分析：这种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1/41/4并从上面赐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