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了⑤，他的心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心已经紧紧连在一起了。他公然宣称要效法黄巢，勇敢地站出来造反。这个根本的转变，是他湖海飘零，饱尝艰难促成的，我们有理由说：即使没有外因的推动，宋江也会自觉走上水泊梁山的。反动统治者在宋江还未来得及采取反抗的具体行动时，已经对他暗下毒手了。而“在闲通判”黄文炳这个趋炎附势的鹰犬认为，“要赛过黄巢”的宋江，是个危险而重要的反叛者。于是，他上窜下跳、献计出谋，硬是把宋江逼上行刑的法场。闹江州和攻取无为军，使宋江越过了反抗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之后，彻底结束了逃避和反抗依违不定的状态，终于走上了水泊梁山。

    三

    宋江反抗性格发展的同时，在阶级和教养的土壤中孕育的忠的种子，也在萌动、发芽、生长。他还处于躲避“杀惜”之祸的消极反抗中时，忠的观念便开始萌动了。武松投奔二龙山前，向宋江讲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话后，也勾惹起宋江对前途的思考，他说：

    “兄弟，你……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⑥这就是说，只有走借反抗谋招安的迂回之路，才能实现忠的理想。这样看来，忠是作为影响人物命运和人生道路的决定性因素出现的。而且由于忠的发展，宋江性格的本质特征也发生转变，性格层次也将出现新的变化，显示出性格的新发展趋势。宋江被逼上梁山泊后，思念老父，回家搬取。不想自坠罗网，寻路躲避，奔入还道村，闪进“玄女庙”，得到九天玄女娘娘亲自召见的殊荣。赐酒赐枣之后，玄女娘娘对宋江说：

    “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⑦这个艺术情节，揭示了宋江性格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反抗是为了替天行道，接受招安也是为了替天行道，所以反抗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招安。不过，在接受招安以前，替天行道具体表现为“为主全忠仗义“在接受招安以后，替天行道具体表现为“为臣辅国安民”。宋江性格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十分可悲的。反抗斗争被纳入忠君的轨道，宋江也便成为皇权主义的可悲牺牲品。

    作者显然是借助天启来暗示读者，“天”和“主”是理想的，治世有道的朝廷和至圣至明的皇帝。从小说长篇结构的艺术构思看，昏庸的宋徽宗和贪佞的四奸集团的残酷压迫，正是梁山泊义军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所以说，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论断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宋江所反对的正是宋徽宗一类的昏君，而拥护至圣至明的明君。这也是施耐庵那个时代，人们所寄托的一种政治理想。。宋江在晁盖死后，“权居主位”，做了梁山泊盖世无双的英雄好汉的领袖。这个“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义士哥哥，便名正言顺地把替天行道作为自己躬行的政治主张。反抗斗争在向**推进，替天行道也在朝终点行进。义的亮度越大，忠的色彩越浓，它们正在平行向前发展，表现出宋江性格的复杂性。

    军事斗争胜利的累累硕果，空前增大了义的容量。一百八人济济一堂，雄姿英发。“人人戮力，个个同心，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伯业。”这种大聚义的豪壮声势，使宋江觉得梁山泊已经显得过分狭小，怎么也容纳不下迅速增长的义和急骤膨胀的忠。为了探求招安的政治出路，宋江首先在内部放出了试探的气球。重阳节菊花会上，宋江乘着酒兴，写了一首《满江红》词，呼吁“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在宋江看来，招安已经具有重大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公开提出招安问题，是宋江性格结构发生转化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忠的性格要素由小到大，逐渐向主导地位前进，义的性格要素停滞起来，并被纳入忠的轨道，继续表现出自己的色彩和亮度。

    接着，宋江又以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辉煌战绩，取得了争取朝廷招安的主动地位和有利条件。这时，宋徽宗惊恐失态，权奸们束手无策，朝廷除去招安，别无良策。在宿太尉的帮助下，天子御笔亲书丹诏，实行招安。盼望已久的招安终于实现了，宋江的性格也完成了一次转变，忠的性格要素上升到主导地位，义的性格要素已经降低了时代的激调，它的音响渐渐为历史传统所淹没。而且接受招安以后，宋江率领梁山泊义军，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帜向东京进发。然而，他们归顺的朝廷和皇帝，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历史命运？

    陈桥驿军校杀死厢官的风波，给宋江迎头浇了一瓢冷水。汉奸们，在陈桥驿犒赏三军时，“却将御赐的官酒，每瓶克减只有半瓶，肉一斤，克减六两”。一位军校稍稍表示了不满，中书省厢官便骂他是“剐不尽杀不绝的贼，梁山泊反性尚不改”。军校一时愤怒，便举刀杀死了厢官，掀起了一场**。接着，朝廷又“钦差枢密院同知赵安扶，统领二万御营军马，前来监战。”在监军的戒备和监视下，梁山泊义军与辽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攻蓟州，战玉田，夜渡益津关，智取文安县，斩兵诛将，所向无敌；计赚霸州，大战幽州，打破混天象阵，兵锋所指，辽军丧胆。辽国派欧阳侍郎前来招安梁山泊义军，这理所当然地被宋江拒绝了。但欧阳侍郎关于破辽是“奸臣之计”的谈话，却惊醒了宋江忠心报国，封妻荫子的黄粱梦，宋江的性格又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对忠心始而怀疑，继而动摇。他陷入了莫名的苦闷之中。到龙虎山，宋江访问罗真人指迷问道。去五台山，他又参拜智真长老问禅求偈。他面对这些神秘莫测的命运之谜，更加迷离怅惘，连希望“青史留名”的最后一点安慰也自我否定了。那光芒四射，曾经是照彻灵魂的义，似乎又复苏了。不过，它已经不是昔日蓬勃向上的反抗精神，而是“只愿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的不渝情谊”了。

    但是，在斗争中凝结而成的生死情谊，正在遭到摧残和破坏。想昔日弟兄相聚，如花方开，看今朝弟兄离散，如花零落，惹动宋江连日思忆。泪如雨下、郁郁寡欢。痛苦饿灵魂，笼罩在悲凉的冷雾里。难道义气弟兄离散，生死情谊破坏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吗？李逵“再上梁山”的主张，李俊、张氏兄弟、阮家昆仲“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⑧的筹划，也许是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吧。何况众弟兄“尽有反心”，这样做可能易如反掌。但是，这扭转不了宋江以“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

    的愚忠和痴情。

    如果说破辽是忠的困惑，那么征方腊便是义的沦丧了。忠和义的这种发展和转化，构成了宋江性格结构的又一个层次。破辽胜利以后，宋江又被派去打方腊了。征剿方腊，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政治大屠杀。“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年建号”的方腊义军，是被残酷镇压下去了，而拥有十万雄师的梁山泊义军，损失也极为惨重。一百八位英雄，在征方腊的厮杀声中，每死去一个弟兄，宋江都要为之流泪、悲伤；每散去一个弟兄，宋江也要为之痛苦叹息。宋江以此来哀悼已经不复存在的忠和义。宋江开始怀疑征剿方腊的正义性了。他在张招讨面前泣涕陈词：

    “……克复扬州，渡大江，怎知十停去七。今日宋江虽存，有何面目再见山东父老，故乡亲戚。”⑨可朝廷却用“寿夭命长，人生分定”和“封官赐爵”，来安慰他寂寞的灵魂。可是，鲁智深听潮圆寂，燕青亡命江湖，武松折臂不返，出家**寺。他们心已成灰，看破红尘，不愿为官。这就更加刺伤了宋江，使他刚刚得到的一点安慰瞬息即逝。果然，燕青预见的鸟尽弓藏，诛戮功臣的一幕，在封官赐爵后不久就开始了。阮小七被蔡京、童贯追夺了官复为庶民。柴进俱馋，称疾辞官。李应推称风瘫，求闲还乡。汉奸们毒杀宋江和卢俊义的阴谋，已在加紧策划之中。汉奸们认为，“先对付了卢俊义，便是绝了宋江的一只臂膊。”在毒死卢俊义后，天使赍着下了慢药的御酒，向楚州走来了。宋江饮下朝廷御赐的毒酒，“觉得肚腹疼痛，心中疑虑，想被下药在酒里。”当这已成确定无疑的事实后，他愤怒了：

    “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今日天子信听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⑩对皇帝的怨恨，对权奸的仇恨，宋江在临死前爆发式地倾吐出来，具有控诉和批判的分量。然而，宋江虽然敢于控诉一个昏庸的皇帝，却不能从根本上否定王朝和皇帝本身。他依然要忠于那理想的朝廷和理想的皇帝。并在临死之前亲自用毒酒将李逵毒死。宋江死了，绝代政治悲剧的主人公就这样与世长辞。

    忠心由动摇到幻灭，义气从复苏到沦丧，就在这种迭宕起伏的性格变化发展里，终于在政治悲剧中，作者完成了宋江形象的精心塑造。

    四

    《水浒传》成功塑造了一百八人的艺术巨像，拱卫在宫廷正中的，正是他们的领袖宋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在我国文学史上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像如此呕心沥血刻划一个生动丰满的叛逆领袖形象，既写他的成功，又写他的失败，既不溢美，也不贬斥，完全按照历史的真实去塑造，谁能说这不是我们民族的艺术瑰宝？

    宋江形象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他形象地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如果只反对贪官和昏君，而不摧毁整个的封建制度，便不可能避免政治悲剧的重演，就不能从封建剥削压迫下解放自己。

    明朝的评论家李贽说得好：“《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施耐庵、罗贯中身处元末明初社会动乱之际，冷眼观察了历史和现实中的重大政治问题，从清醒的分析对比中，对农民起义的原因、发生、发展和结局的认识，达到了他们那个时代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平，虽然这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他们把自己的政治观点、道德观念、人生态度、生活理想、都熔铸进宋江形象的典型性格中，寄托了作者的“孤愤”，成为“描写时代的理想”的一个杰出范例。

    可是，我们仍然坚定地信奉这样一条原则：没有先进政党和革命理论武装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历史的辨证法几乎总是向它们指出这样两条路：一条是改朝换代，蜕化变质；一条是战败或归降。两条道路看起来有天壤之别，其实都是在走向失败。文学史上的宋江，正是艺术地走完了归降之路，形象地再现了历史上无数次政治悲剧中的一次。而我们对宋江的歌颂和肯定是他的反抗斗争行动；对他的批判是指其性格中的脆弱落后的一面；我们之所以说宋江是一个“正面人物”“农民革命英雄”是就他的一生全部事业所做出的评价。

    参考文献目录：

    [1]《水浒新义》欧阳健、肖相恺著，重庆年出版社，1983年1月版[2]《水浒人物论》杨柳著，自由出版社，1955年5月版[3]《施耐庵研究》江苏省社会科究院编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4]《夜话水浒》杜景华著，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年2月[5]《水浒的好处》江树峰著，四联书店，1954年4月版[6]《水浒传论文集》郑公盾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7]《水浒传》施耐庵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年3月[8]《水浒浅谈》廖仲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版[9]《水浒传会评本》鲁玉川、候忠义编校，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9月[10]《水浒研究论文集》沈伯俊著， 中华书局出版社，1994年3月版[11]《水浒研究》、何心著，上海书籍出版社，1985年9月[12]《古典小说十讲》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199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