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彻底地自私自利的一种行为。因为这对朋友好的基础建立在朋友也对自己好的基础上。愿意为朋友卖命是因为相信朋友也会为他卖命。愿意为朋友干那违法之事，是因为朋友也会为他干那违法之事。梁山的好汉所谓的义遵循的标准便是：你对我好，我也就对你好。你对我极好，你看得起我，我就甘愿为你卖命。武松为施恩醉打蒋门神，最后杀了蒋门神，蒋门神依仗官势，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确实是个十足的恶霸。但金眼彪施恩与蒋门神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快活林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做买卖的商业发达的大镇，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银子换铜钱，大兑坊还能将银票换成银子）。施恩自己说往常他“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倚势）捉着营里有**十个弃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按：派囚犯中的这**十个亡命徒监督快活林的百十处大客店和二三十处赌坊、兑坊，收取保护费）。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撰钱。”（２９回）所以施恩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霸。只不过蒋门神后台是张都监和张团练，是管辖州府县军事的高中级军官，比施恩的父亲相当于监狱长的管营硬得多，结果打伤了施恩，夺走了快活林。所以施恩与蒋门神之争实际上是黑吃黑，没有任何正义与非正义可言！武松帮施恩夺回快活林后，“施恩的买**往常加增三五分（即３０%__５０%）利息。各店家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而武松之所以愿意帮施恩夺那快活林，无非就是因为施恩对他好，每天送那好酒好肉给他吃。看得起他。所以武松被施恩的酒肉感动后，就对施恩说：“。”武松道：“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若是有些谄佞的，非为人也！”。你看，所谓的梁山好汉中的上上人物，天神般的武二郎，其见识也不过如此！三：英雄不能好色。元明是市井文学的发展和鼎盛期，小说和戏曲互相改编，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共同特征是不好女色。水浒英雄更是如此。如好汉武松面对潘金莲的挑逗，反应是“睁起眼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２４回)如在潘巧云美色面前，石秀是：“我几番见那婆娘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话，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４５回)，“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等之事”(４６回)英雄不仅不能为美色所诱，夫妻间的性生活也要尽可能降低。宋江早期形象是个酒色之徒，喝酒、狎妓、杀人、放火①，《水浒传》却反复强调“这宋江是个好汉，不以这女色为念”(２１回)。天王晁盖也“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１１回)。表面看来，不亲女色只是为了“打熬筋骨”、“打熬气力”，深一究之，又不尽然。英雄耽于女色，便“不是好汉的勾当”，宋江教育王英：“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６２回)“做好汉”是男人取得话语权力的先决条件。好汉耽于女色，必会带来奇耻大辱.水浒好汉一百零八条，大部分都不曾结婚，也不好色。而最有英雄气概的如李逵、武松、鲁智深、杨志、阮家三兄弟等，就不曾表现出对女色的兴趣。如李逵，对女人全无情趣，全不解风月之情，水浒第３８回中，李逵和宋江等人在琵琶亭酒馆喝酒，一个“冰肌玉骨，粉面酥胸”的二八女娘来到跟前，“道罢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三个且都听唱，打断了他的话头。李逵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额头上一点，那女子大叫一声，蓦然倒地。”——对女人能下得了如此毒手，当然是一点绅士风度也没有的啦。唯有称之为水浒“好汉之风神”。水浒的好汉不好色，也因之给自己惹来一些不幸事。如梁山的第二条好汉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冷落了自己的夫人。导致自己的老婆跟他的管家李固勾结起来，告他造反，差点就把卢俊义给整死了。杨雄也是如此，平时对潘巧云不大关心，最终也导致了她的红杏出墙，跟一个和尚好上了，也差点送了杨雄的命。水浒中好色的好汉也就只有矮脚虎王英和小霸王周通两个人了，而王英就是因这，如前文所叙，遭到了宋江的责骂。四：英雄要喝酒，要吃肉，肉吃得越多，酒喝得越多，则越英雄。由于禁(节)**而必然地把精力转向食欲，造成无节制的食欲的大放纵，这是英雄好汉生活中的另一大特色。古人早已有云，“食、色，性也”(《孟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不但“食(饮食)”“色(男女)”并举，而且把“食”放在人的本**求的第一位。梁山好汉既然在“色”上已不怎么亲近，那在“食”上就再也不能节制甚至“禁欲”了，于是我们就不会奇怪在“水浒”世界中看到那么多大吃大喝暴吃暴饮的描写了，也不会奇怪阮氏兄弟认为“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是作为“理想世界”的梁山泊的一大魅力所在。鲁智深在五台山两次酗酒闹事就是典型的一例：第一次，他在五台山寺中呆了四五个月就感到“饿得干鳖了”，“口中淡出鸟来”，就去抢了人家一桶酒吃，喝醉了行凶打伤了好多人;第二次，在事过三四个月后，下山吃了二十碗又一桶酒，另加半只熟狗肉，喝醉了上山打坍了亭子，打倒了山门的金刚，又大闹僧堂，打伤十数个人(第四回)。俗话说：“酒是色媒人。”梁山好汉既然不近女色，那么喝酒以后还能干什么呢？斗殴闹事，杀人放火。由于“精力过剩”，英雄们的暴力发泄就没有节制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就在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中发泄、消耗。好酒与好色一样，也是要可能妨碍英雄的事业。每次李逵下山，宋江第一要交待的，总是“不可吃酒”(４３回)，李逵因酒闯祸，屡教不改。他惟一一次“端的不吃酒”，是回家搬取母亲。因为此时一旦酗酒，因酒而害了母亲的话，英雄和酒，都将背上“反纲常”的道德骂名，金批李逵忌口是“徒以有老母在”，可谓一语中的。李母一死，李逵马上在曹太公家喝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作者如此安排，是因为这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英雄的失误都不会背上伦理和道德的包袱。这里无非传达一个暗示：好色犯的错误是可恶的(触犯伦理道德)，好酒犯的错误却是可爱的(不触动伦理道德)。英雄犯错导致情节跌宕，好事多磨。所以，如果非得让英雄有些个性缺憾、有些错误发生，最好是拣轻的、不伤伦理规范的错误来犯一犯。好办法就是让英雄醉酒。单是武松之醉，就有醉打宋江、醉上景阳冈、醉打蒋门神、醉打孔亮，其他如鲁智深醉酒五台山，小霸王醉入销金帐，杨志醉失生辰纲，宋江醉酒题反诗等，更是不胜枚举。“醉酒”，在侠义故事中，成为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好酒不仅不会减损英雄形象，还能为英雄增添可爱和豪气。武松对施恩说：“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力气不知从何而来。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２９回)鲁智深大闹桃花村，也说：“洒家有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气力！”英雄与酒的亲密关系，在侠义故事中具有普遍性。而不同的喝酒方式，区别着手段与目的、小人与英雄。对小人来说，酒是色媒人，那和尚裵如海就是靠那不断地劝酒套下潘巧云的。而对英雄来说，“酒”本身就是目的，所以他们要大碗喝酒，大块切肉，总是一醉方休。浅析水浒义气及英雄不能好色之缘由水浒中的英雄们活在一个纯男性的世界里，这里没有柔情，没有缠绵荡气的爱情故事，女性中多是些淫妇与悍妇，唯一可算得上坚贞美貌的女子——林冲娘子也无非只是一个故事发展的道具。英雄们在这个混乱的虚拟的失衡的世界里来往冲杀，见到的唯有那一片血光。水浒义气之所以为如此义气以及英雄不能好色的缘由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作者笔下的水浒世界是一个混乱的、**的，缺失了法制与安全保障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存的人们，朝不保夕。正是这种生存环境的恶化造就了英雄的如此心态，如此行为。水浒里有一百二十多个案件，但没有一个案件是秉公处理的。试看水浒中的卢俊义一案。卢俊义因被李固诬告造反，打入死牢。李固希望卢俊义死得越早越好，因此找到管牢的两院押牢节级铁胳膊蔡福，此人后来也入了梁山，是一百零八将之一。李固送了五十两金子要求蔡福结果卢俊义，蔡福嫌少，李固要加了五十两，蔡福还是嫌小。要求李固出五百两。李固也答应了，只是要求蔡福当夜就得干掉卢俊义。而当蔡福回家时，柴进又找上了门，送了一千两黄金，并加以武力威胁，令蔡福又改变了主意。于是蔡福又把这一千两黄金中拿出一些买上告下，贿赂了梁中书、张孔目等，于是卢俊义得以不死，仅是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事见第六十三回）。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案件中，一切都只是钱在起作用，而与法制或者良心或者正义无关。其他的案件也是如此。如林冲案，武松案。林冲案是没道理的重判，武松案是没道理的轻判。这些案件最后判定与执行跟当时的法律都是很有出入的。而从宋江被刺配到江州首次碰到神行太保时，两人相遇的场景对话中则更能清楚地感受到水浒世界法制的缺失和江湖之义的泛滥。话说当时宋江别了差拨，出抄事房来，到点视厅上看时，见那节级掇条凳子坐在厅前，高声喝道：“那个是新配到囚徒？”牌头指着宋江道：“这个便是。”那节级便骂道：“你这黑矮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取人财？好小哉相！”两边看的人听了，倒捏两把汗。那人大怒，喝骂：“贼配军，安敢如此无礼！颠倒说我小哉！那兜驮的，与我背起来，且打这厮一百讯棍！”两边营里众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见说要打他，一哄都走了，只剩得那节级和宋江。那人见众人都散了，肚里越怒，拿起讯棍，便奔来打宋江。宋江说道：“节级，你要打我，我得何罪？”那人大喝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到得该死。”那人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我们看到，水浒中的著名好汉神行太保，当时身为大宋的中层官员之一，是多么的飞扬跋扈，目无法制。不仅是个大贪官，而且非常残忍，毫无同情之心。比最坏的土匪还要坏上十倍，显然十穿着官服的大强盗。且看宋江如何脱围：“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钱便该死时，结识梁山泊吴学究的，却该怎地？“那人听了这话，慌忙丢了手中讯棍，便问道：”你说甚么？“宋江又答道：”自说那结识军师吴学究的，你问我怎的？“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问道：”你正是谁？那里得这话来？“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东郓城县宋江。”那人听了大惊，连忙作揖说道：“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挂齿！”那人便道：“兄长，此间不是说话处，未敢下拜。同往城里叙怀，请兄长便行。”宋江道：“好，节级少待，容宋江锁了房门便来。”看，一旦发觉对方原来是好友吴用的朋友，并且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时，马上就欲亲近了。最妙的是，原来在冷笑的宋江这时也马上对这位显然是大宋不良官员的神行太保套起近乎来，全然不觉得此人坏了——也许本来就不曾觉得他的做法不对。所谓人情人情，在人自愿也不是宋江为人的原则。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水浒世界法制的缺失，更可以看出所谓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无非是一个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相聚的利的结合体罢了。又如林冲新到牢城营时，同牢城的犯人都来看他，并提醒他“此间管营，差拨，都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钱物。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个七死八活。”如后来被宋江杀死的阎婆惜曾经卖唱多年，父亲去世，长期混迹于社会底层，可谓阅尽沧桑，深知当时的公人**。她说：“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又道：”做公人的，哪个猫儿不吃腥？“是社会的黑暗造成了法制的崩溃，法制的崩溃导致生存环境的恶劣化，正是生存环境的恶化造就了水浒的畸形之义。官人既已如此草菅人命，百姓自然也不会珍惜人命。不仅不珍惜别人的命，也不珍惜自己的命。从官方到民间都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轻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瘌”，所以李逵们自己不怕死，同时也视他人的生命为草芥、为蚊蝇。水浒好汉不仅视杀人如嬉戏，而且还以此为谋生的手段。周作人批评中国文学缺少人道，他在《人的文学》一文中，从纯文学中列举十大“非人的文学”，其中强盗书类即点到《水浒》。有论者评说《水浒》时这样说：“在这个豺狼虎豹的天地里，只见道德良心的巨大空白。”（注解１）正是此意。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义气和替天行道的背后尽是道德良心的荒芜。所谓替天行道也不过是一个幌子，谋求官位荣禄，以尽的一种手段也正是这种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水浒英雄的不近女色。因为水浒英雄们，过得是朝不保夕，刀口舔血的日子。因此最好是没有家室之累。其次是虽有家室而不坠入情网，不好女色。所谓儿女情长，做事焉得干脆利落？而况江湖男儿拚得就是那份力气与残忍，若是与女人整天如胶似漆，哪来如许力气？古来有诗道：“二八佳人体似酥，腰中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又道：花圃金刚，玉体魔王。绮罗汝做豺狼，结肠斗帐，狱牢牙床。柳眉刀，星眼剑，绛唇枪。口美舌香，蛇蝎心肠，共她者无不遭殃。纤尘入水，片肉投汤。秦楚强，吴越壮，为她亡。早知色是伤人剑，杀尽世人人不防。色伤身，这是中国人一直有的观念，靠力气吃饭的梁山好汉不好色自然是题中之意了。何况，中国人传统思想中又常道：“红颜祸水”，水浒中的雷横一时兴起，听那白秀英唱了几支曲子，便落得勾栏门首戴枷示众，还连累母亲吃人耳光(３２回)。贞洁如林冲娘子，也是变相的惹祸者。林冲只因娶得美貌“好娘子”，惹着高衙内“自见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爱他”(７回)，要将林冲置于死地。故林冲发配离京时对丈人说“小人今日就高邻在此，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此，林冲去的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８回)，听来令人心酸，却是无可奈何。江苏农村打麻将有唱牌习俗，打西风唱“西”：“西门庆呀，武松杀嫂，美貌佳人，惹祸的根苗……丑妻薄田家中宝”[注解２]。一个“惹”字说得好：本人无意为祸，美貌必将引祸。高衙内看上的定是“美貌佳人”。色既然能让梁山好汉有伤身体，又很可能会惹来祸害，那么，梁山好汉之不好色，自然是可以理解了。反过来，要是梁山好汉们是生活在一个太平的时代，家有余财，吃喝不愁，闲时甚多，那么，精力充沛的梁山好汉们不好色才是咄咄怪事呢！